對於應當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李大釗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正確地總結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這就是：一方麵，不畏懼帝國主義，不輕視“民眾勢力”。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產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它搏戰，信它必可摧拉“；另一方麵，要認清”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以夷製夷’的覆轍。這裏所揭示的兩個思想，是隻有在透徹了解帝國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的，這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無疑地，李大釗的上述思想，正確地回答了中國人民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近代先進分子熱烈向往的民主科學指出了實現的正確道路。這個事實，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其二，在早期傳播工作中，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的批判的精神。李大釗在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特別致力於唯物史觀的係統介紹；而這一科學的社會曆史觀，就是在批判各種舊的唯心史觀中確立起來的。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那時的啟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麼在社會曆史觀方麵，他們則仍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他曾把唯物史觀概括為兩個基本觀點：其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思想變動的原因應從經濟中求得解釋；其二是階級鬥爭及與此相聯係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和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是實現經濟革命的根本途徑。在李大釗論述唯物史觀的文論中都貫串了這樣兩個基本觀點。他著力批判那種“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觀，認為種種唯心史觀以“心之力”解釋曆史，實際上在這種隨意性的背後隱存著它的目的性，全在於討“權勢階級的歡心”，無論是周而複始的曆史循環論，還是“偉力神德”的英雄史觀，都把古往今來的興衰禍福，歸之於天命，使一般庶民順心接受“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權勢階級“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權利”。他號召人們摒棄這種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這隻能“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的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明確提出曆史研究的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並“依人類曆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第一次在我國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這裏順便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戰鬥的、批判的，當年李大釗就是在批判各種唯心史觀中確立唯物史觀的，這種批判的精神仍然是我們應該加以繼承、發揚和正確對待的。在我們克服了過去“左”的幼稚病、恢複了本來意義的批判精神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是不應當被丟棄不用的。這正如恩格斯在致格·特裏爾的信中所說的：“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逃避批評，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
其三，在早期傳播工作中，李大釗就對理論必須與實際枏結合這一關係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命題作了最初的表述，並提出了共性應與個性相結合的精辟思想。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受到北大教授胡適的非難。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對社會問題持改良主義主張，因而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指責宣傳馬克思主義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思想懶惰的表現，隻起了“鸚鵡和留聲機”的作用。李大釗在回答胡適詰難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指明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不僅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中國，如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那樣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同時，他又明確提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這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他強調要把”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他不僅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II理來分析中國的曆史和社會問題，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也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提出要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的重要思想。他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已為我們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所證明；這個思想的價值還不僅在其本身，更在於它所反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的可貴的探索，及由此在長期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所形成的黨的優良學風。這對於我們黨是有著永恒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