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山東半島北部風景秀麗的古城蓬萊，至今還完好保存著一處人工修建的古代軍港。古軍港依山傍海，四周環築髙大堅固的城牆，挖設護城河後，城圍水，水環城，布局巧妙，結構獨特，顯示出高超的建築技巧，這就是為軍事界、建築界所稱道的我國最早的古代軍港——蓬萊水城。
蓬萊水城位於東經120°北緯37°，48%其地理位置十分險要。東與朝鮮、日本遙遙相對，北同廟島群島構成海上鎖鏈，有“京津咽喉”之稱。曆史上蓬萊原稱登州，登州港（蓬萊水城）是我國唐朝後與朝鮮、日本友好交往的主要出海口。據《新唐書·地理誌》記載，唐朝與朝鮮、日本交往的交通線是“登州海行人高麗、渤海道”，即以登州為始發港，沿遼東海岸至朝鮮，再由朝鮮抵達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遣唐使”6次在登州登陸，經山東半島前往內地長安。到北宋時期，宋朝廷為防禦北方契丹人侵，於公元1042年在此修築起“刀魚水寨”，因宋水軍使用的快速戰船形似刀魚，故名“刀魚戰棹”。登州水軍以刀魚水寨為海軍基地，停泊戰船，補充給養，訓練水師，出哨巡洋，護衛著登州的外海洋麵。另外遣“水兵三百戍沙門島，備禦契丹”。這支水兵部隊春夏季節上島駐防，人秋後返回南岸的蓬萊，這也許是我國最早的一支海軍陸戰隊。時任登州知州的蘇軾記述道：“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刀魚水寨成為一處相當規模的海軍基地。元朝來自日本的倭寇，開始侵擾我國沿海，元朝廷為加強沿海防禦，在交通要衝的蓬萊增設元帥府，“登萊李壇舊軍內起僉一萬人，差官部領禦倭討賊，而水軍之防仍循宋製”。元地方政府重視水軍的作用，仍以刀魚水寨為水軍基地，采用宋刀魚戰棹的船型，在結構、帆裝上進行了改進，造出一種更先進的大型快速戰船，駐守在登州沿海，有效地抵禦了倭寇的侵擾。元朝水軍使用的這種戰船，在1984年6月登州港清淤中被發現，這是我國目前出土的最長的一艘古船。此船長28.6米，寬5.6米，船型為中國造船史中罕見的5：1的長寬比，同時在船體結構、造船工藝等方麵具有獨到的先進性。這在我國是首次發現，填補了船史研究的空白。在船上發現了鐵劍、灰瓶、石球等武器，另外在戰船下出土的銅銃充分表明，利用火藥點燃後產生爆炸力來射出彈丸的管形火器——火銃，已經被裝備到水軍戰船，成為元水軍重要的常規武器。
明朝建國後，倭寇仍然猖狂出現在蓬萊沿海一帶。《登州府誌》記載：“倭寇沙門島及大竹、砣磯諸島，火光徹南岸，倭舟至以千計，郡城戒嚴。”因此，明朝政府在洪武九年（1376年），利用丹崖山下畫河入海口作為刀魚水寨的天然港灣——小海。另一方麵，沿水城開鑿新河道，引畫河水東流作護城河，繞城半周，為水城增加了一道防線。明朝的蓬萊水城周長3華裏，城區麵積27萬平方米，在南北開兩門，南門叫振揚門，與陸路相連，北門叫水門，是出人水城的海上咽喉。整個水城建築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海港建築，包括以小海為中心的水門、防波堤、平浪台、碼頭。二是軍事建築，有城牆、炮台、水閘、護城河等設施，進以攻，退以守，形成了一個完整嚴密的防禦體係。海港建築中平浪台的設計十分巧妙，這座平浪台迎著水門而立，用挖掘小海的泥沙堆成，外砌方石。當風浪海潮撲門而來，首先被平浪台阻擋，然後減緩勢頭折西而去，經過這一阻一折，達到消波目的，所以即使港外濁浪滔天，港內小海仍平靜安寧。同時平浪台又是水城屏障，能遮擋住來自水門外的視線，保守港內的秘密。如有戰爭還可以從平浪台支援水門和東西兩座炮台的守軍，真是一舉數得。此外，蓬萊水城碼頭標高值得一提，因為確定碼頭標高是建造碼頭的關鍵。一般來說碼頭標高必須超過最大潮位線，使其在最大潮位時也不致影響使用。經現代科學儀器測定，蓬萊一帶修建海港碼頭的標高應在3.2-3.4米之間，而六百多年前修建的水城碼頭標高則為3.3米，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與大自然鬥爭的長期實踐中得出的科學數據。
蓬萊水城的軍事建築結構嚴謹，在港灣入海處修建了一座高大的閘門，這就是水門。水門設有巨大的柵闡，平時閘門高懸，大小航船暢行無阻，有事則放下閘門切斷海上通道。水門外東西兩側，各設炮台一座，虎踞龍盤，互為犄角，控製著附近海麵。
明朝著名民族英雄戚繼光在嘉靖年間任登州衛指揮僉事。他在蓬萊水城訓練水師數年，終於訓練出一支精悍的水師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