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欽點以“小人物”登上曆史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作為生存掙紮的貧苦少年開始的。小時候他在北京郊縣通州，是一個普通人家六個孩子中的一個，父親失業患病，十三歲時他被送到洋服店當學徒，繼而做印刷廠的童工。二十歲時，他寄居在青島姐姐家，白天接送外甥上下學，晚上給做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的姐夫做筆錄。
在這個過程中，李希凡“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也由山東大學中文係旁聽生成為正式學生。畢業以後，他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而比他小四歲的大學同班藍翎來自山東單縣，大學畢業後也分配到京城，在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做教員。
1954年，兩個人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那年春假，百無聊賴的李希凡迎來老同學藍翎來訪，兩人聊著聊著，說起《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研究文章裏的觀點，都感到了“不對頭”，於是合作寫了一篇文章，其觀點對俞平伯提出挑戰。
“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隻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俞平伯先生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這篇題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先是投寄給《文藝報》，沒有被主編馮雪峰看中，遂改投母校《文史哲》，做學生時李希凡便有文章在該刊發表。當年九月便刊登出來了，剛好被偉大領袖看到，於是做了如下批語：“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
可以想象，全國各大報刊立刻予以轉載，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不過，俞平伯受到的衝擊相對比較輕微，兩年後他甚至發起昆曲結社，該社試演《牡丹亭》時，周恩來也親臨觀賞。而壓製“小人物”的馮雪峰卻沒那麼幸運，後來他成為右派，“文革”期間含冤去世。
《文史哲》創辦於1951年，向來以“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為己任。除了因刊登那篇紅學論文名噪一時外，還曾盛開古史分期、農民起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三朵金花”（加上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形成，史學界有“五多金花”之說）。雖然“文革”期間一度停刊，但在領袖關懷下於1973年複刊。據稱複刊號發行時，征訂數高達令人吃驚的七十二萬份。後來由於紙張供應不足，隻好限量發行，實際印刷二十四萬份。
在李藍文章出籠十年以後，《文史哲》又一次因為最高領袖引人矚目。隻不過這回山大已從青島搬到濟南，校長也由華崗變成了成仿吾。1964年元月，《文史哲》發表了中文係教授高亨的詩詞《水調歌頭》，上闋“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蜇龍飛起，撲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這首詩詞明顯是歌頌偉大領袖的，但到了1966年初，它被認為隻有毛主席才有的氣度，遂以手抄形式廣為流傳。在此以前，毛澤東已收到高亨寄詩並有回複，“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語氣明顯比回複數學家華羅庚的贈詩客氣，而校門和佩戴我們胸前校徽上的毛體“山東大學”，也出自此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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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說，《文史哲》和山大文科在“文革”前兩度出彩得益於領袖的關心和影響力。李希凡和藍翎因此大紅大紫，先後調任《人民日報》文藝部，長期執掌文藝界的喉舌，兩人晚年卻因利益分配不均反目成仇，此乃後話。不過，高亨作為研究先秦學術和文字學、訓詁學的著名學者，其治諸子、《周易》、《老子》和《詩經》均為學界推崇。
1900年，高亨出生於吉林雙陽，1924年他從北大畢業後，考入清華學堂，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兩位國學大師，一生篤誌於弘揚中國傳統學術，成就斐然，且為人謙遜。1953年，高亨受聘山東大學教授，四年後兼任北京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在50年代的山大中文係，素有“馮陸高蕭”之說，高即高亨，而排在前兩位的馮（沅君）陸（侃如）堪稱20世紀最著名的一對伉儷學者。
馮沅君與高亨同齡，既是古典文學史大家，也是現代著名作家。1956年，高教部給全國教授評級，她和丈夫陸侃如均為一級教授，且馮沅君是其中難得的女性。她出生於河南南陽唐河的一戶書香人家，父親是進士，大哥是哲學家、《中國哲學史》作者馮友蘭，二哥是地質學家、學部委員馮景蘭，女作家宗璞是她的侄女。
馮沅君八歲時，父親在湖北崇陽知縣任上病逝。她的母親通曉詩書，做過小學校長。十歲那年她入讀小學，不久遇辛亥革命輟學，居家自修。1917年，三寸金蓮的她離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係。“五四”運動期間，北師校長反對學生參與其中，馮沅君受女同胞委托，起草致徐世昌總統書，遊行並請願，迫使校長辭職。她並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為話劇，親自扮演封建專製家長的典型焦母。此劇由李大釗導演，演出十分成功，北大和清華派專車接送師生，魯迅也親往觀看。
畢業以後，馮沅君考取了北大研究生，是中國第一個女研究生。她研習古典文學，其間於1923年開始小說創作，描述了與北大物理係學生王品青的戀情，先後出版小說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前者被魯迅編入《烏合之眾》。她的小說主人翁大多為獲得戀愛自由和幸福而反抗包辦婚姻的女性，震撼了許多讀者，成為繼陳衡哲、冰心、盧隱之後又一位引人矚目的女作家。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戀愛，是從1926年秋天開始的，直接導致了王品青的精神崩潰並於次年病故。陸侃如是清華的高才生，英俊瀟灑，才華橫溢，他的少作《屈原》和《宋玉》在學術界頗受好評。陸侃如比馮沅君小三歲，祖籍江蘇太倉，出生於南通海門，從北大國文係畢業後，考入清華研究院。除了研究《楚辭》，還協助梁啟超校注《〈桃花扇〉傳奇》。
當時，馮沅君已是文壇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贏得陸的愛慕。由於專業和興趣相近，有較多的接觸機會。這位風度翩翩的江浙才子，也深得馮沅君的好感。兩人可謂是一見鍾情，之後便開始了頻繁的往來和通信。每逢星期日，陸侃如就到北大來找馮沅君，他們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談心，或在北海泛舟，或攜手走在香山清幽的小路上。經過海闊天空的交談，雙方再也分不開了。
確定戀愛關係之後，馮沅君曾征求長兄馮友蘭的意見，由於對陸的家庭情況不了解，他沒有立即表示同意。於是兩人又找到蔡元培和胡適等人給馮友蘭寫信，讓他不必多過問，這位兄長也就沒有再堅持。得到家裏默許後，他們於1929年初在上海結婚。婚後他們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並於1931年結出了第一個碩果《中國詩史》。
《中國詩史》是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後，又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之後，他們又合著了《中國文學史簡編》，這是一部全麵係統地講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專著，據說也是毛澤東經常翻閱的案頭讀物之一。此書多次再版，並譯成各種文字向國外發行。
馮陸二人一方麵堅持不懈地從事古典文學研究；一方麵為湊齊留學費用而節衣宿食。經過數年的努力和奮鬥，願望終得實現。1932年，他們乘郵船到馬賽，入讀巴黎大學文學院，專事古典詞曲研究。其實兩人成就斐然，根本不需去國外留學，不過當時的社會風氣崇尚留洋，且馮沅君的兩位兄長都曾留美（這一點連同陸侃如的出身恐怕也是馮友蘭當年對妹妹婚事猶豫的因素）。三年以後，夫妻雙雙獲得博士學位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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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陸回國後，先後任教多所大學。1949年，夫妻兩人來到青島，任教山東大學中文係，陸侃如先後擔任校圖書館館長、《文史哲》主編、副校長（馮沅君後來也擔任了這一職位）等職務，同時先後兼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青島分社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青島文聯主席。
問題也正出在這裏，1957年五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同民主人士座談時，提到“學校黨委製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章伯鈞、羅隆基等人聽了很是興奮，就在民盟中央擴大會議上作了傳達。章伯鈞稱，“毛主席說了，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
這些意見傳播開來，立刻在高校引發熱烈反響。因為毛澤東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學社也聞風而動。他們從民盟借抄了章伯鈞關於“撤銷學校黨委製”的傳達記錄，而作為地方組織的青島分社，也從當地民盟得到這份傳達記錄，立即加以翻印傳播。
陸侃如後來“交代”，他看到這個記錄稿，覺得正中下懷。他先是發表激烈的言論，繼而在校刊《新山大》上發表《我對學校黨委製的看法》一文，表示讚成撤銷學校裏的黨委製。不料這卻是“引蛇出洞”，陸侃如成了逃不掉的“右派”，且係民盟“五大右派”之一。
1974年，馮沅君病逝，身為山大副校長的她葬在濟南英雄山革命陵園。我們晚來了四年，其時陸侃如尚在人世，不過也已經奄奄一息。1978年年底，陸先生也作古了，我卻沒有聽說有悼念活動。當時離開“右派”平反尚有一年，他的級別既不是副校長，職稱也早已從一級教授降為九級講師，不可能與愛妻同葬英雄山。由於他們沒有子女，骨灰由故鄉海門的親戚接回老家，存放碗櫥之中。
海門市政府獲悉以後，以誕生陸先生為榮，不忍兩位大師恩愛一生，死後竟異地相思。經與山東省有關方麵協商，將“海門媳婦”馮沅君的骨灰也請回海門，在三陽鎮東邊的普新村建了一座陸馮合葬墓，實現了他們“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夙願。那是一座四人墓：左邊，安臥著陸馮大師，書法家趙樸初題碑；右邊，長眠著陸先生父母，陳毅元帥題碑。
晚年的馮友蘭回憶道：“1962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們家（濟南）去過一次，室內的陳設非常簡陋。她喜歡買書，但書架子幾乎是用幾根棍子支起來的，給人的感覺是住旅館，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樣子……”馮陸走後，由於高亨長居北京，“馮陸高蕭”隻剩蕭滌非一人了。蕭先生是國內研究杜甫首屈一指的專家，我讀書時他正主編《杜甫全集校注》。
有幾次，我看見戴帽子的蕭先生走過小樹林，或站著與弟子們交談（其中李從軍與我同年獲得博士學位，曾任新華社社長）。後來我聽說，蕭老曾經在西南聯大做過教授，那他可能是我見到過的唯一一位聯大文科教授了。蕭先生是江西臨川人，那可是出過大文豪王安石和湯顯祖的地方。記憶裏的先生冬天喜歡圍著一條長圍巾，我無法想象當年他是清華大學百米紀錄創造者，十一秒一的成績一直保持到建國以後，他還是清華足球隊的主力隊員。
正如中文係有“馮陸高蕭”，曆史係也有“八馬同槽”之說，他們是：楊向奎、童書業、黃雲眉、張維華、鄭鶴聲、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其中楊向奎是《文史哲》的首任主編，他和趙儷生等五位或調離或病故。我入學時唯有張維華、鄭鶴聲、王仲犖三位尚且健在。1981年，王仲犖和蕭滌非成為我國首批博士生導師，那次浙江文科被剃光頭。王仲犖是浙江餘姚人，王國維弟子，以《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傳世。他去世後，一位同事撰寫挽聯：“有遺著四百萬字/育齊魯三千英才”。如今，“八馬同槽”和馮陸先生塑像已豎立在校園，緊鄰小樹林。
最後，我想說說對山大哲學係的印象。我念書時，認識好幾位哲學係高材生，其中比較要好的一位叫韓德明（畢業後回河南工作不幸遇車禍身亡），卻沒聽說可與“馮陸高蕭，八馬同槽”媲美的教授。係主任臧樂源的嗓音洪亮，卻一直未摘掉“詩人臧克家之子”的帽子，後者也是山大中文係係友。如今，有一位公眾知名度甚高的劉大鈞教授是易學權威，其著作《周易概論》被譯成多種語言。
這位劉大鈞教授早年三次投考山大未果，後來自學成才。1978年，他在《中國哲學》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讀史釋易》，被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看中，寫信建議山大將其調入。2010年，劉大鈞受聘山東大學首批終身教授，同時被聘請的還有文學院的周來祥和袁世碩，他倆是同齡人，同年畢業於山東大學，分別專攻美學和古代文學，也都曾受業於馮沅君。據說兩位是如今山大文學院唯一可稱先生的人選，可惜其中一位已去見馮師了。
十二、維納
他的演說之蹩腳是出了名的，他是會說多種語言，但沒有一種容易聽懂，他的文體也很混亂。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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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大讀本科時的專業是自動控製，後來因為興趣轉移，考研時改為數論方向。這一改變雖然是在數學係內部，但還是挺大的，相當於從應用數學轉到純粹數學，與某些同學的選擇剛好相反。沒想到還挺順利，以高代滿分、數分和總分全係第一、英語全校第一考取了本校研究生。在此我想介紹一下這門學科及其代表人物，借機重溫一下當年，也算不枉此生就讀過的唯一一個本科專業。
自動控製是一門跨學科的領域，起源於工程學和數學，後逐漸應用於各種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犯罪學及金融係統。山大的自動控製因為偏重理論，也叫控製理論。用方框表示的控製係統主要由測量、比較、計算和修正組成，這與我們每個人的成長曆程頗為相似。
控製理論的核心原理是反饋。反饋最初是生物學概念，是指一個係統（分子、細胞或種群）中能影響該係統的連續活動的反應，後來成為現代科學技術的基本概念。而控製理論中的反饋，是指將係統的輸出返回到輸入端並以某種方式改變輸入，進而影響輸出的過程。
完成反饋功能的裝置叫控製器，它可以是電路、機器，也可以是人腦，後者接受來自眼睛的暗示，比如關於伸出的手和要抓獲的對象之間距離的信號。以斯諾克為例，當一方做成後，對手無法用白球直接擊打目標球，需要實現一庫或多庫的反彈，再擊中目標球，這也叫解球。如果斯諾克做得高明，往往不是一兩次能夠解開，而擊中其他球是要罰分的。為此，就需要依據上一杆的經驗加以調整。
這個例子可謂最簡單的控製了，在日常生活方麵，常見的例子有冰箱、空調和飛機的自動駕駛儀，等等。在我看來，即便純粹數學尤其是求解方程，也有許多反饋例子。比如，古代巴比倫人是這樣求一個數x的平方根的。他們先取a接近x的平方根，求得 b = x/a，令c = （a+b）/2；再求d = x/c， 令e = （c+d）/2；如此反複，將會越來越接近於x的平方根，並在其精確值附近來回振蕩。
控製理論最基本的特點和要求是穩定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鍋爐的壓力問題和水溫調節器應運而生，瓦特在蒸汽機上使用了離心調速器，解決了蒸汽機的速度控製。另一方麵，為了改善調速器的準確率所作的努力，常常會導致係統癱瘓，這就產生了穩定性問題。記得大學時學過幾個判別準則，而對於無顯性解的微分方程，則需用到李雅普諾夫判據。
經典控製理論適用於單輸入、單輸出的線性係統。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飛機上自動駕駛儀的性能得到提高，並為研製前兩代導彈提供了基礎，不過命中率並不高。因而非線性理論受到重視，這一理論幫助改進了50年代的戰術導彈係統。可是，隨著導彈和航天技術的發展，對飛行器控製的精度要求不斷提高，加上飛行器的飛行環境和任務更趨複雜，對控製係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滿足這些要求，需要尋求新的理論來指導控製係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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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同時出版了《控製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製與通訊的科學》一書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把原先單一的對機器的控製全麵拓廣，論述了控製理論的一般方法，進一步明確了反饋的概念和控製器的數學定義，賦予控製理論這門學科新的涵義。同時指出了四條基本原則，即普遍性、智能性、非決定性和黑箱方法。
維納給這一複雜係統的理論起了全新的名字cybernetics，這是因為，“所有現有的術語不是過分偏重於這一方麵就是過分偏重於另一方麵，不能適應這個領域未來的發展。”這個詞的希臘語詞根意為“操舵術”，在柏拉圖的著作中，常用它來表示管理的藝術。如此說來，中譯名“控製論”並非維納的本意。
1894年11月26日，維納出生於密西西比河畔的小縣城哥倫比亞。他的雙親均為猶太人，父親列奧出生在俄國，十八歲獨自漂洋過海來到美國，通過自學，成為哈佛大學斯拉夫語教授。維納認為父親是天生的學者，集德國人的思想、猶太人的智慧和美國人的精神於一身。
至於維納本人，他是個神童，四五歲便開始閱讀法國博物學家布封的《自然史》和天文學的科普讀物，七八歲已無所不讀了。在其他男孩想當警察的時候，維納就立誌獻身科學了。無論拉丁語、希臘語、德語還是英語，都存在他的記憶庫裏，隨時隨地可以用。有一天，小維納被A乘B等於B乘A是否成立的問題給迷住了，以至於懷疑它的真實性，而這一乘法的交換律問題正是現代數學的起點之一。
父母試著送維納去上學，但他在學校裏找不到樂趣，直到九歲才進入一所中學，結果不到十二歲就畢業了。明智的列奧送兒子進了一所小學院，而沒讓他報考哈佛大學，以免媒體過分關注神童。入學時維納的數學已超出大學一年級水平，他直接攻讀伽羅華理論，同時對物理學和化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第二年，維納又被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所吸引。
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是維納最欣賞的哲學家，前者崇高的倫理道德和後者的多才多藝都讓他傾倒。他還喜歡閱讀威廉·詹姆斯的巨著，並通過父親認識了這位在哈佛任教的實用主義大師。與此同時，飼養室的管理員也成了維納的親密朋友，他熱衷於采集生物標本。
維納用三年時間念完了大學課程，開始攻讀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博士，他從童年開始便渴望成為生物學家。可是，維納的實驗工作卻接連失敗了。他動手能力差，缺乏從事細致工作所必需的技巧和耐心，深度近視更增添了麻煩。在父親的安排下，他轉到康奈爾學哲學，一年後又回到哈佛攻讀數理邏輯，十八歲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維納自小到大接受的是通才教育，這促使他的才能橫向發展，為以後在眾多領域之間自由馳騁奠定了基礎。從數學到生物學再到哲學，實際上就是維納整個科學生涯所經曆的道路。在哈佛的最後一年，維納申請到了學校的旅行獎學金，先後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師從羅素、哈代、希爾伯特和蘭道，從大師身上認識到科學的力量和知識的深度。
畢業後維納的興趣仍在邏輯和哲學方麵，直到1918年，通過研讀早逝的妹夫遺留下來的著作，他對現代數學有了進一步理解，作為數學家的生涯才姍姍來遲。翌年維納受聘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助教，慢慢開始發力，在頂尖數學雜誌上發表了數篇百餘頁的大論文，開創了多個領域。1933年，維納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八年以後，他卻因為對官僚體製不滿而辭去院士頭銜。那時他的興趣已轉向控製論和計算機，並曾在1935年來清華訪問一年，其間與李鬱榮合作研製出電子濾波器並獲得專利。
在維納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先後涉足哲學、數學、物理學、工程學和生物學，每個領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稱得上是文藝複興式的巨人。他共發表兩百多篇論文，出版十四本著作，包括自傳《昔日神童》和《我是一個數學家》。作為分析學家，他建立了諸如維納測度、巴拿赫-維納空間、維納-霍普夫方程。作為係統科學家，他提出了維納濾波理論，發明了維納信息論。
當然，維納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控製論”這一包羅萬象的新學科，這使他迅速成為知名人士，甚至獲讚“信息時代之父”。與此同時，“他的演說之蹩腳是出了名的，他是會說多種語言，但沒有一種容易聽懂，他的文體也很混亂”。1963年，維納成為第一個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的數學家，翌年初春，他在斯德哥爾摩訪學時因心髒病突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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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科學分支一樣，控製理論的發展也經曆了從經典到現代兩個階段。現代控製理論是利用現代數學方法和計算機來分析複雜控製係統的新理論，適用於多輸入、多輸出的非線性係統。飛行器控製正是這樣的係統，從60年代“阿波羅”登月，70年代“阿波羅”與“聯盟”太空對接，到80年代航天飛機成功飛行，都離不了現代控製理論。在控製精度方麵，應用現代控製理論、計算機和新型元部件，洲際導彈的命中精度可由幾十公裏減小到一百米。
現代控製理論的核心是最優控製理論，它改變了經典控製理論以穩定性為中心的設計方法，而以係統在工作期間的性能作為整體來考慮，為此龐特裏亞金建立了極大值原理（1958）。這一原理以及卡爾曼濾波（1960）和貝爾曼的動態規劃（1953）被稱為最優控製理論的三大裏程碑。
有趣的是，貝爾曼和卡爾曼均是東歐裔而龐特裏亞金來自前蘇聯，那兩個地方曾一度對控製論予以批判和抵製。雖然我早已把學過的東西還給了老師，但在我的山大同學和老師中間，卻有兩位在現代控製理論領域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
在荒涼的1961年，我的同班同學郭雷出生在淄博農村，祖輩務農，父親隻讀過小學，初師肄業的母親是全家學曆最高的。他的啟蒙老師是母親，從他四歲開始，小學老師的母親上課時總要把他帶上，讓他坐最後一排。等到郭雷上學了，每次考試幾乎都是滿分。初中時他做過文學夢，作文常被老師在課上朗讀。數學作業他也第一個完成，然後在同學們之間傳抄。
郭雷高中畢業時，和我一樣遇到高考恢複。不同的是，填報誌願時他想著坐在家裏一按電鈕，農田裏的水泵就能自動澆水，在家裏也能自動監視農田灌溉狀況。因為郭雷太優秀，畢業時同專業的幾位教授都不好意思挽留他，而是經過集體討論，一致建議他報考中科院。
有人說，中關村是個跳板，從各地來的大學生考入某某研究所，不久便漂洋過海留學去了。像郭雷那樣紮根不動，直到拿到博士學位並在國際頂級刊物發表多篇論文的屬於少數。他首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與導師合作）時，年僅二十五歲。郭雷在澳大利亞做博士後期間，同樣碩果累累，回國後住招待所的那段日子裏，他趴在床頭櫃上解決了有關穩定性的一個國際控製界懸而未決的難題。
榮譽接踵而至，不到四十歲郭雷便當選中科院院士，隨後就任數學與係統科學研究院院長，該院源自華老先生首任所長的數學研究所。瑞典皇家工程院推選他為外籍院士，國際自動控製聯合會授予他榮譽會士稱號，他還曾應邀兩次在三年一度的國際自動控製聯合會世界大會上做一小時報告。
最後，我想說說我和郭雷共同的老師彭實戈，當年他還是個助教，在小教室裏教我們線性係統理論。彭老師出生於紅色家庭，祖籍廣東海豐，母親是中共早期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的侄女。1947年，身懷六甲的彭媽媽搭乘一艘軍艦從廣東來到山東，不久兒子在濱州呱呱墜地。參加過濟南戰役的父親為他取名“實戈”，希望長大後做一名合格的戰士。
然而，還沒來得及見上兒子一麵，父親就陣亡了。因為父親的鮮血灑在濟南，母親也就永遠留在泉城相伴了。可能因為出身比較好，彭老師後來成了工農兵大學生，入讀山東大學物理係，其間他在圖書館看了許多物理學和數學的經典著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才有可能寫出後來把他從無線電廠調入山大的那篇數學論文。
1983年冬天，三十六歲的彭實戈留學巴黎第九大學。三年後，他獲得九大的數學與自動控製和普魯旺斯大學的應用數學雙博士學位。彭老師悄悄地走、悄悄地回，我一點都不知情。直到1992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我才了解到他的“蛻變”和大器晚成，隨後他獲得許多榮譽，包括華羅庚獎和陳嘉庚獎，並當選中科院院士。
彭老師在隨機最優控製係統的最大值原理、倒向隨機微分方程和非線性數學期望這三個分屬控製理論、金融數學和概率論領域的研究均取得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應用，並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發展。其中倒向隨機方程被譽為巴赫杜-彭方程，他也因此受邀2010年印度國際數學家大會做一小時報告，成為第一個享此榮譽的中國大陸數學家。
多年以後，彭老師和郭雷先後接受我的邀請做客浙大理學大講堂，為本科生各做了一場通俗報告。我們趁機重敘了早年的師生和同學友情，對數學的熱愛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郭雷便是那位幾年前悄然出席地質大學閆同學追悼會的同班同學，原先隻有係裏同事和親屬參加，聞訊後校長和書記迅即趕到。
1982年7月25日，我結束了四年的大學生活，暫別山大返鄉。其時，一部分同學尚在學校等候分配。那次我路過紹興，在表姐家小住兩天。回程探訪了寧波的另一位表姐，不料告別時誤了火車。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誤點，到杭州時錯過了回濟南的120次列車，這才在西子湖畔遇見初戀女友。那年我十九歲，一段全新的研究生生活正等著我。我將師從潘師，研修無與倫比的數論，卻不經意寫出第一首詩，從此開始學理從文或文理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