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倫：這部小說雖然成書於九十年代初，可是在今天看來，小說中描述的場景、人物、情感關係，放在今天依然不感到遙遠。比如裏麵修皮鞋的女孩、年輕的姑娘、導演等等，內在狀態沒有任何改變，可否認為這是一部寓言小說？
徐 星：外在看起來，變化特別大，拆了那麼多東西，建了那麼多新的東西，真正的內在變化很難，得確立一種價值觀，否則是沒有辦法產生什麼大的變化，但是確立新價值觀，是很艱難的事情。
阿 倫：像您剛剛所說，這部作品斷斷續續地寫了很久。現在社會變化挺快的，《剩下的都屬於你》中所要表達的思想，能否保證就是您真正想要表達的？
徐 星：我斷斷續續地寫，對自己也比較不負責任，懶得改也懶得看。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對自己東西不太負責的人，比較隨性。第二次出版，本來說好了，我校訂一下，一直拖，後來我想算了，幹脆就這樣出版吧。第一部分在1989年都出過了。這是一部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說，當時我還是個20多歲的小夥子。當時的語境，在今天看來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已經時過境遷，另外我自己也漸漸蒼老。對自己作品重新審視，有種種新的認識不足為奇。
阿 倫：您很早的時候就自己騎車，在大半個中國轉，也喜歡坐著火車去各個地方。您提到過《在路上》這本書，說那種狀態讓您特別著迷。現在慢慢的年齡大了，那種讓您著迷的在路上的狀態，您還會持續下去嗎？
徐 星：會持續。我現在還經常在想要出門之類的。我想訓練兩隻大狗，做狗拉的車，然後就這樣跟著狗走。狗的承重挺強的，像愛斯基摩人不都是狗拉雪橇嗎。我腦子裏有各種設計，這個車怎麼輕便，怎麼把狗套著，怎麼把帳篷、衣物、隨身帶的東西、攝像機都放在這個車上，可能得找專業人士設計這個車。走到哪兒拍到哪兒，不是挺好玩的嗎？但我完成不了這個夢想，因為事太多，離不開。
阿 倫：您最近一次的遠行是為了什麼？
徐 星：去拍紀錄片，走了十多天，輾轉好幾個地方。
阿 倫：能夠看出來，您看著有些疲勞。
徐 星：對，昨天才回來。我推掉過很多采訪，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三、拍紀錄片讓我覺得幸福
阿 倫：您不光寫小說，還拍紀錄片，您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作家、導演，還是其他？
徐 星：我不給自己定位，這些都是別人給我定位的。我不是作協會員，也從來不參加會議，不參加評獎。有人說我是作家，有人說我是導演，對我來說都無所謂，這從來都不意味著什麼。官方給我的定義是“三無”人員。當然，我的讀者比較喜歡我，在他們心目中會覺得我是最好的作家。喜歡我拍的電影的人，可能我是最好的導演。別人問我是做什麼的，我通常說是自由職業者，而且還是混得不好的自由職業者，但也可以是作家、導演。
阿 倫：當初您為什麼決定拍紀錄片？這個工作是比較辛苦的。作家之中好像比較少有人去拍紀錄片的。
徐 星：紀錄片我覺得它也是一種文學。對我個人來說，紀錄片是文學的另外一種載體。這個年代大家都叫它讀圖時代，都是手機、網絡，要是巴爾紮克生活在現在的中國，他也會很絕望的，那種長篇大論的小說不會有人看了。我決定拍紀錄片還有一個原因，我非常喜歡在路上，路上總能給我的生活提供新鮮感，拍片子的工作性質決定了我必須上路。我不拍事件，隻拍人，這就跟文學有很多想通的地方。文學是用筆來寫，我用鏡頭來做人物，就非常有趣，有挑戰性，很好玩，非常享受。可能在外人看起來挺奇怪、挺辛苦的，跑來跑去的。最讓別人不可理喻的是，它還是沒有回報的事兒。但是拍紀錄片讓我覺得生活幸福，能夠讓我從中找到生存的意義。不做這些事情，我會不知道我要幹嗎。
阿 倫：您拍紀錄片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獲獎什麼的？
徐 星：獲獎不獲獎我沒有興趣，因為那是一個很繁瑣的事兒，包括報名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更多的是享受，我很享受做這件事的過程，非常美。
阿 倫：就像您剛剛說的，紀錄片是文學的另一種載體，拍紀錄片讓你覺得幸福，找到生存的意義，這些感受會不會反過來對您的文學創作有所幫助？
徐 星：目前我做了很多積累，也可以把它看做是文學素材。你看我拍的《文革編年史》就是一個很私人化的故事，要是寫下來不就是一篇小說嗎？一個悲劇故事，一個少年，為了一封情書，這一生就毀了。我現在拍的這個，也是一個“文革”時期的農村全景式的小說。其實差別就是用筆來寫，還是用攝像機來表達。現在拍攝的手段很發達，變得越來越容易。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可以嚐試用一個新的手段，讓文學創作更加豐滿，更多樣性。《剩下的都屬於你》我當年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要是有現在這麼成熟的視頻技術，估計也不會選擇筆。
阿 倫：《文革編年史》的名字挺大的，您為什麼會特別關注那段時期？
徐 星：文革是我整個青春期的完成。我是1956年出生，1966年文革開始，1976年還沒有真正的完，真正結束是在一九八十年代上旬。我的青春期在這十多年間完成，同時也是我世界觀形成的時候。我自己解決了自己的懷疑、自己的不確定等等。對於任何人來說，如果你的生活裏有一個持續這麼長時間的運動，一定也會很刺激你，你也會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表達，這是很正常的行為。
阿 倫：您拍的那些人中應該有拒絕、不願意接受拍攝的吧？
徐 星：有過，他們也有不願意談的。當然我在底層，我有一個跟他們打交道的經驗，這是我自己的一個交流方式，我能很快讓他們對我放下戒心。
阿 倫：到現在您拍了幾部紀錄片。
徐 星：拍了五部。
阿 倫：能不能理解為你目前在做影片，算是地下電影？
徐 星：我自己也沒法定義是地上還是地下。從嚴格意義上說，我拍的是作家電影。對我來說，這是文學的一個新載體。我既然拍了就想給別人看，就需要大家都能看到，但是不太可能，這裏麵有很多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