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學藝
潘老太太是個好心人，她見嶽嵩聰明能幹，很是喜歡，遂將他介紹到義女王寶奎（藝名筱寶奎）那裏去學戲，因嶽嵩誌不在此，就作了勤雜工。
1928年，嶽嵩又被介紹到江蘇常熟王家髦兒戲班，演戲時管理盔箱道具等，不演戲時在老板家當雜工，戲班流動時，在船上搖櫓、背纖繩。
1930年，嶽嵩因病又返回上海潘老太太家裏暫住。這一年夏天，經父親的友人介紹到南京北門橋唱經樓西街慶福雜貨店當學徒。1932年秋，該店倒閉，嶽嵩又返回上海。因無去處，暫時棲身在上海陸家濱路和尚哥哥的住處。
1933年，嶽嵩經人介紹到新新公司夥食部當練習生，除吃住外，每月工資兩元錢。
此時的嶽嵩已漸有膽識，耿直的性格已露端倪。在此工作期間，總經理李澤利用權勢，用巨額金錢賄賂法庭，將比較正直的原總經理（李的叔父）的保鏢改判處絞刑，並把死者處絞刑的照片掛在樓梯口示眾：“誰不聽管教，這就是下場。”嶽嵩憤怒至極，私下裏將照片鏡框砸碎，雖未被李看見，但已受到懷疑。從此對嶽嵩懷恨在心，處處刁難，以不給提職提薪進行報複。
1935年冬，嶽嵩通過本部售貨員王曉棠的介紹，到靜安寺路冠生園分店當售貨員。
青年的嶽嵩勤敏好學，求知欲強，經常利用空餘時間到夜校學習文化。因該店有早開門晚關門的習慣，使他的學習多有不便，於是他又投考永安公司售貨員，大約在1936年冬被錄用。
工作之餘，嶽嵩在夜校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及英文，逐漸接觸了革命思想。這一時期，他秘密傳讀過艾思奇、夏衍、廖承誌、潘漢年等主持編印的《救亡周刊》《立報》《抗戰日刊》《救亡日報》，鄒韜奮出版的《全民抗戰》《團結》《大眾哲學》等進步刊物，以及魯迅的《呐喊》、蘇聯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
從這些刊物上，嶽嵩知道了陝北，知道了延安，知道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紅軍，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在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嶽嵩秘密參加了“救國聯合會”，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大力宣傳抗日救國的革命思想，成為一名革命的熱血青年。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嶽嵩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支援前線。但隨著時局的發展，救亡活動已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的心早已沸騰，他要到那紅日升起的地方，參加那神聖的事業。
奔赴延安
1938年4月，經過醞釀，嶽嵩等人發起了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聯絡活動。聯絡過程和行前的準備都是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最後嶽嵩聯絡了魏詮椿、王曼（王洪濤）、費立人、宋玉麟（張良）、淩雲、王興堂、楊秋帆、丁銘烈等十幾個人，大部分是永安公司的。為解決路費問題，大家找到了永安公司經理郭琳爽，直言要上前線參加抗戰。得到郭的讚許，並給每人預支了30元錢的工資。但路費還存在困難，他們就通過上海抗日救國聯合會等進步團體組織的難民收容所，化裝成難民，使沿途的食宿得以免費。
行前，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理事周重實，以職工聯誼會的名義為他們餞行，讚揚了他們的革命舉動，並寫了兩封介紹信，交給了王曼，讓他們去找武漢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黃洛峰先生及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4月20日，嶽嵩等人在南京路職工業餘聯誼會辦理了難民遷移手續後出發，於25日抵達香港。在香港，王曼突然提出要會見女朋友，耽擱了幾日。這橫生枝節的事使大家很生氣，遂要王曼交出介紹信。
嶽嵩為人誠懇、樸實，又敢作敢為，是大家公認的老大哥，同時又是這次行動的發起人之一。所以在大家的一致提議下，兩封信交給了嶽嵩保管，他也感到兩封信事關重大，就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這個責任。
幾天後，“五一”節前夕，他們抵達廣州。此時，粵漢路已沒有正式的旅客列車，他們就爬上貨車車廂，相機北上。
當時正值雨季，陰雨連綿。為了不耽誤偷乘火車，他們買了一些幹糧帶在身上，躲在車廂下避雨。隻要看見北行的火車，就爬上車頂；車停站時，就趕快下車避雨；有的車不走了，他們就偷偷爬上別的火車。
途中，他們還遇到過日本飛機的襲擾。
就這樣，他們停停走走，不知換乘了多少次火車，也不知爬上爬下多少次，大約過了半個多月，終於在6月初到達武漢，住在武昌長春觀的難民收容所裏。不料，此時王曼等幾個人改變了到延安的初衷，決定報考國民黨的航空炮兵學校。他們還聽說，國民黨要在流亡青年中組織三青團，這對他們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誘惑。嶽嵩感到事情很嚴重，當即把費立人、宋玉麟、淩雲、楊秋帆等人找到一起，統一了思想，決定義無反顧地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由嶽嵩和宋玉麟負責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係。
受大家的委托，嶽嵩和宋玉麟立刻帶著介紹信首先來到讀書生活出版社，不巧，黃洛峰外出了。接待人告訴他倆，可以到生活書店找沈鈞儒先生。
在生活書店，沈鈞儒先生正與朋友“聚會”，沙千裏先生也在這裏。沈先生和沙先生接待了他們，並讚揚了他們追求革命的迫切要求，對他們沿途所受的磨難給予了安慰。沙先生拿出一張名片，在背後寫了幾個字，叮囑說到八路軍辦事處找一個姓李的同誌聯係。
在八路軍辦事處，他們遞交了沙千裏的名片，見到了姓李的同誌，並約定第二天再來。
第二天一大早，嶽嵩等五人就來到八路軍辦事處，姓李的同誌和石磊同誌一起和他們談了話，簡單地詢問了他們以前做過什麼工作，受過什麼教育等問題後，就叫他們每人填了一張表。
在辦事處，他們還見到了董必武和張浩。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在武漢協助周恩來領導華南及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當董必武知道他們從小學徒當店員，都在進步組織的夜校學習時，當即表揚了他們勇於革命的精神，並鼓勵他們要在革命的熔爐中好好鍛煉。
最後，石磊同誌給了他們一封信，要他們到西安，到雲陽安吳堡的八路軍青年訓練班找馮文彬、胡喬木同誌。
就這樣，嶽嵩等五人踏上了奔向革命旅途的西安之行。
嶽嵩此時已擔負起隊長的責任，經過商議，他們偷偷爬上了軍用列車，隱藏在煤車上。由於戰時，為防止日寇飛機的轟炸，列車隻能在夜間行駛，速度也很慢。而且軍警盤查很嚴，他們隻好藏在車上一動不動，很快就變成了煤黑子。甚至有幾次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在火車底部的鐵管上係上繩網，人躺在繩網之上，隨著火車隆隆奔馳，其驚險可想而知。
1938年6月9日，嶽嵩等人經過數天艱難的行程，終於來到西安，到達了三原縣雲陽安吳堡八路軍青年訓練班。
在這裏，嶽嵩等人找到了馮文彬、胡喬木同誌，也見到了從武漢先期到達的張浩同誌。經過短暫的談話，他們被分配到青訓班職工大隊。
6月25日，經劉俊一同誌介紹，嶽嵩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個月後，他被抽調擔任分隊長的職務。自此，他把一切獻給了黨的事業。
延安生活
1938年9月初，嶽嵩訓練班學習結束，被分配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繼續學習。
在中央黨校，嶽嵩先後在26、32班學習，並任分隊長。為適應工作需要，組織上要求他改名，他因敬仰嶽飛精忠報國的精神，遂改名為嶽嵩。
1939年夏，嶽嵩以優秀的成績畢業，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務部合作社主任。當時延安的條件很艱苦，合作社隻是經營一些簡單的日用雜品，遠遠滿足不了人們的需求；即便這樣，合作社也是人們經常光顧的地方。嶽嵩不管是高級首長還是普通群眾，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隻要來到這裏，都願意和他說上一兩句話。在談話中大家自然流露出一些感到生活不方便的話語。嶽嵩是個有心人，他認為辦合作社就是要為大家提供方便，改善生活。於是經批準後他利用現有的條件開辦了一個食堂，命名為中山食堂。這一舉動，在延安開了一個先例。食堂為大家準備的是一些比較新鮮的吃食，如水餃、包子、餛飩等。嶽嵩的這一做法贏得了大家的讚許，尤其是得到一些女同誌的誇獎。就連延安的“五老”也都對他刮目相看，特別是時任副校長的謝覺哉同誌，對他極為賞識。由於嶽嵩工作努力，成績突出，1940年被中央黨校評為模範青年，在當時的延安可謂小有名氣。
1940年冬，嶽嵩被調到陝甘寧邊區光華商店任副經理，不久任經理。光華商店是延安中央銀行的一個下屬單位，是延安物資流通的重要部門。行長黃亞光，久聞嶽嵩有經濟頭腦，是個商業的內行人，早就想招攬門下。當與中央黨校商量時，卻遇到了阻礙，就是不放。直到最後，當他得知中央黨校在財政上有些小困難，就采取了“非常”手段，給了一定的補償，才勉強將嶽嵩調出。
三邊歲月
1941年春，嶽嵩被調到三邊分區工作，先後任陝甘寧邊區銀行三邊分行行長、三邊貿易分局長、三邊分區財經管理處副處長。
當時邊區實行的是供給製，按規定每人兩年發棉軍裝一套，但他從未領過整套的軍裝。衣服破了自己補，實在不行了，才領一件上衣或褲子，所以他的衣服總有一些補丁。
1943年秋，三邊分區整風運動開始，嶽嵩是白區來的幹部，又對運動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於是引起某些領導的懷疑，被認為是“特務”，遭到無情打擊和殘酷折磨，精神上受到很大摧殘。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組織，沒有吐露過一句怨言。直到這一年十二月，黨中央毛主席下達了“九條”方針之後形勢才有好轉，錯案得到甄別，受牽連的同誌全部得到平反，嶽嵩也得到了在政治上沒有問題的結論。
1944年4月，嶽嵩被調任“三邊公學”校務部處長。
這一年冬，嶽嵩又任三邊分區專員公署二科（即財政科）科長兼緝私隊長。
緝私隊長是個辛苦的差事，經常夜間外出或在沙漠裏打埋伏，抓捕走私的壞分子。三邊地處塞外高原，不但風沙大，夜裏也相當寒冷，有不少同誌的手腳被凍壞，甚至被凍病。為此組織批準給每人發一件老羊皮大衣，科、隊長發灘羊皮大衣。嶽嵩知道分區的經濟非常困難，解決這個問題很不容易，為照顧其他同誌，他堅決不領這件大衣。打埋伏時，實在冷得受不了，就在沙灘上來回走動或蹦跳取暖，但仍堅持完成了任務。
嶽嵩在三邊工作的前期，正是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並對陝甘寧邊區加緊經濟封鎖的時期。為打破國民黨對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克服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時困難，嶽嵩認真研究，製定對策。在報經上級批準後，在他的主持下，三邊銀行發行了邊區貨幣和邊幣發行存彙。這一舉動，可謂石破天驚，極大地震動了邊區經濟界人士；而鈔票的印製、發行，很快使邊區的經濟活躍了起來。
1945年下半年，三邊分區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定邊、安邊、靖邊、鹽池、吳旗五縣的人民代表齊聚定邊，嶽嵩代表三邊公署在會上向代表們作了《關於三邊經濟形勢和財政情況的報告》，他的報告，條理清楚，內容豐富，博得代表們的陣陣掌聲。
轉戰陝北
1946年夏，國民黨反動派以進攻我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相繼向我華東、華北、東北各解放區展開全麵軍事行動，受到我解放區軍民的沉重打擊。隨後又采取重點進攻的策略，向山東解放區進攻，力保中原逐鹿的有利地位，同時進犯延安，妄圖摧毀我革命聖地。
這年冬天，敵人進攻延安的跡象已十分明顯。按照以往的習慣，嶽嵩總是利用節假日，從三邊來延安，向邊區財政廳彙報或請示工作。這次他也不例外，利用新年的假期來到延安。嶽嵩的到來很快被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得知，當即責成組織部門將嶽嵩留下來，擔任邊區政府辦公廳行政處處長。
此時，延安大戰在即，戰勤動員工作已擴大到邊區參議會、常駐議會議員以及知名民主人士。按照戰備的統一要求，機關采取軍事化編製，編成許多大隊，其轉移及一切後勤保障，均由邊區行政處負責。也就是說，嶽嵩不僅要為整個機關的戰略轉移操心，而且還要照顧眾多的老人孩子的行動、吃住等問題。
編在老人隊的有常駐議會議員劉培基（劉誌丹同誌的父親），參議會議員“老蒙古”旗海田，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常駐議會副議長謝覺哉、安文欽，參議會常委賀連成、霍子樂、霍祝三、楊明軒以及晉綏邊區的續範亭先生等。家屬隊有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副秘書長曹力如的夫人田興、民政廳廳長王子宜的夫人王勁、副廳長唐洪澄的夫人霍其洪、江隆基同誌的夫人宋超和劉誌丹同誌的夫人同桂榮以及他們的子女、老人。共有老幼婦孺近百人。
這兩個隊的轉移工作量是很大的，其中每一個家庭要準備1至2頭牲口，除坐人，還要馱一些日常用品。孩子單獨編組，每3個一組，小一點的坐在騾子兩邊的馱籠裏，大一點的騎在騾子的背上，牲口由專人負責。思想工作也是有難度的，有些民主人士還有一些想法，不想和大家一起轉移，自己要求找個地方隱藏起來。也有的老人東西很多，想全部帶走。這些想法和要求，都不符合當時轉移的規定。嶽嵩就和各隊的負責同誌一起，一家一家動員，一家一家做思想工作，一家一家安排，唯恐出現差錯。就這樣，還有一些老人感到戰事不是那麼緊張，送走後又返回了原駐地，嶽嵩等人又繼續做工作，直到老人和孩子全部撤離。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督率20萬大軍，由關中地區北犯，大舉進攻延安。邊區政府機關各單位按部就班地相繼撤出，留下少數精幹人員，堅守陣地，負責堅壁清野工作，把政府帶不走的所有東西全部埋藏起來，並配合部隊埋設地雷。
嶽嵩指揮邊區政府各單位撤退完畢後，帶領留下的人員，冒著敵機的轟炸，堅持做後續工作。直到3月18日黃昏，敵人的先頭部隊進抵延安杜甫川口的七裏鋪，嶽嵩等才隨政府電台和警衛部隊最後撤離延安南關邊區政府駐地。
延安城的失陷，敵人得到的隻是一座空城。他們氣急敗壞，四處尋機與我軍主力決戰。但此時，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司令員指揮下，避其鋒芒，以小部兵力將敵主力誘至延安西北安塞一帶，野戰軍主力則埋伏在延安以東的青化砭，痛殲敵31旅3000餘人。
接著我軍又在羊馬河、蟠龍鎮全殲敵兩個整旅。敵人回馬圍剿我軍，但此時我邊區政府已在安塞的真武洞開完了一個萬餘軍民的祝捷大會，迅速轉移到子洲縣的馬蹄溝過上了安穩的日子。
邊區政府辦公廳就住在西北局機關對麵的半山坡上，下麵臨川道的院落，分別給老人隊和家屬隊居住。嶽嵩可是個大忙人，白天在機關辦公，晚上還要到各位老人和家屬們的家裏去看一看，問寒問暖。
一天，嶽嵩來到劉培基老人家。在這裏他認識了劉老先生的女兒劉榮。當時，劉榮是三邊人民代表大會最小的婦女代表，已在延屬分區黨校學習。年齡較小的劉榮對嶽嵩充滿敬意，把他當作兄長一樣對待，而嶽嵩也很關心劉榮的學習生活，倆人由此便產生了深厚的同誌情誼。
8月中旬，西北野戰軍作了打大仗的準備，邊區機關和各後勤部門，奉命陸續由馬蹄溝轉移到綏德義合北邊一帶待命，準備東渡黃河。此舉主要是麻痹敵人，敵果然中計，誤認我軍要敗退山西，遂下令“迅速追擊，勿失千載良機”，並封鎖黃河，用飛機日夜襲擾轟炸。
邊區政府機關到達黃河岸邊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第二天淩晨渡河。當檢查隊伍時，嶽嵩才發現“老蒙古”旗田海一家三口不見了，一打聽，有人說可能去了黃河邊百裏以外的山溝。他馬上冒著大雨連夜沿著黃河去找。當時敵人對黃河兩岸封鎖得很嚴，探照燈通宵達旦地照射，飛機晝夜在天空盤旋，地麵上敵人的機槍來回掃射。他時而臥倒匍匐爬行，時而在山坡上利用地形蛇行前進。在那條山溝裏，嶽嵩好不容易找到了旗海田一家，但他們還是不願意過河，堅持自己疏散，經反複動員，才勉強同意過河。嶽嵩給旗田海一家雇了毛驢，步行把他們送過黃河。回到宿營地的時候，嶽嵩已經成了一個泥人。
陝甘寧邊區政府東渡黃河，在山西工作了很短時間，由於局勢的穩定，又回到陝北綏德義合鎮附近的雷家溝。
在義合鎮，邊區政府也組織了土改工作隊，嶽嵩任隊長。嶽嵩在土改工作中，很注意結合實際情況，他一麵抓土改，一麵抓春耕備耕；一邊組織農民丈量、劃分田地，分配地主的房屋，一邊把地主的浮財集中起來，並成立一個基金會，買了幾十頭耕牛和上百件農具，為農民群眾解決實際的生產問題。
1948年4月22日，我軍收複延安，一年零一個月，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
西北戰局的穩定，邊區政府結束了陝北的轉戰，嶽嵩也圓滿完成了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根據形勢的發展，邊區政府決定抽調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優秀幹部開辟新區工作。
嶽嵩未回延安，就兼程南下，到新區工作團報到了。
新區工作
1948年4月15日，嶽嵩被邊區政府任命為黃陵縣人民政府縣長，兼支前委員會主任、武裝大隊大隊長。接到任命後，他立刻赴任並投入到緊張的建政、反霸、支前和清剿土匪的工作中。僅短短的數月，就建立和鞏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權，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縣委書記馮力生同誌調走後，他又兼任了縣委書記。
仲夏季節，劉榮學習畢業。她原與李蕃儀（烈士子女，邊區參議員李丹生的孫女）一同分配到延川縣工作。即將出發時，她又接到通知，改分黃陵縣工作。
劉榮同誌到黃陵縣擔任婦聯副主任職務，是西北局的幹部部門在考察了她的資曆和能力後，由組織部門任命的，本無可非議，可當她到了黃陵後，卻遭到嶽嵩的“阻撓”。他找到縣委，建議暫時不宣布劉榮的任命，讓她先工作一段時間再說。
1949年春節，嶽嵩與劉榮結為伉儷。
1949年2月，嶽嵩奉調到延安西北黨校學習，編入新區幹部訓練班，待命南下。5月，嶽嵩被任命為陝甘寧邊區寶雞縣縣長兼寶雞地委委員。
當時，正值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部反撲。嶽嵩一行到達扶風縣時，寶雞縣委副書記焦世雄已和部分幹部先期到達。嶽嵩聽了情況介紹後，即在獨殿村召開會議，具體研究東撤途中的生活、行軍、群眾紀律、夥食和幹部教育問題。在東撤和西進的一個多月裏，野戰軍部隊戰鬥頻繁，嶽嵩等人也隨大軍走走停停。但隻要一停下，他們就組織幹部學習。晚上沒有燈，大家就在一塊討論。嶽嵩和焦世雄等負責同誌還分別給幹部講黨的有關方針、政策，傳授開展新區工作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幹部的政治覺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7月12日，扶眉戰役告捷，13日虢鎮解放；14日，寶雞解放。因新設了寶雞市，寶雞縣委和政府暫住低店村的石羊破廟裏，並開始對外辦公。
支前是當時縣政府的中心工作，其中戰勤糧更是急中之急。7月底，中共寶雞地委給寶雞縣下達12萬石的征糧任務。為盡快完成此項任務，縣政府在籌糧委員會下又增設陽平、虢鎮等三個支前供應站，負責收轉糧、物，督促鄉村籌糧。
當時新政府正在組建，秦嶺山區和拓石火車站以西地區尚未解放，終南多次遭敵襲擾，加之敵特分子造謠煽動，一些舊保甲人員搗鬼，造成部分群眾思想恐慌，一些存糧大戶動輒逃避，幹部又不能到群眾家中強征糧食，征糧工作進展緩慢。縣委縣政府經過調查，針對存在的問題，群策群力，製定了借糧原則，並開展了紮實細致的工作，順利完成了任務。為了宣傳典型，1950年3月27日《陝西群眾日報》專題登載了嶽嵩代表縣政府發布的《征糧公告》。
1949年秋，戰事進展順利，野戰大軍的幾萬人在寶雞休整。當時正值連綿秋雨，部隊的糧草要求現籌現供。嶽嵩與縣委書記郭進挺帶領幹部白天一身泥，晚上一身水，走街串戶催糧，動員人力、車輛運送糧草。短短幾個月，他們共籌集小麥1400多萬斤，飼草400多萬斤，薪柴1000多萬斤，軍鞋6.5萬雙。此外，為保障部隊南下和西進的後勤需要，他們還動員支前民工擔架隊員2000餘人，大車1000多輛，擔架1000多副，跟隨部隊前進。為此，寶雞縣受到了上級支前部門的表彰。
內務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