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準所請。於時並州人及所征他地農夫無不敬畏，軍力異常強悍。元昊大掠河北，河北告急，仁宗欲下詔修寧遠寨以禦敵，偕上表備陳未可，認為寧遠寨遠在河外，處於麟、豐二州之間，旱漠不堪，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崗州（今蘭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川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踞其要，縱河冰實而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將所屯兵馬五、七千人沿岸廝守，以張聲勢，則賊不敢東顧，利五也。今麟州轉輸車芻鬥粟，耗費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無已時，害一也；以狐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是州之四而皆遭羌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肢盡廢，而首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欲待冰凍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寨，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次年，偕改為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50萬，以壯行色。偕列六事於朝：一、願赴麟州，以防不測；二、罷中人幹預軍政；三、放權以便宜從事；四、整肅軍政；五、招募武士；六、平日守土，戰時互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仁宗難之，偕累奏不已，乃罷知刑州，轉徙倉州。他日上書請求而論兵事，被召回京。偕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將在並州任時所創《八陣圖》及神盾、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置以盾）獻上，天子以兵卒500，如偕之憲法規定試於庭，以為可用，遂令各路軍習其陣法。邊將王吉雲：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乃用盾陣法也。蓋世未尚用其戰法爾。然偕秦剛少含，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未幾，偕左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複為左司郎中。時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為連年勞師，國力不濟，宜權許之，待後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秦、歐陽修、葵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外知越州，尚未到任，又改知杭州。時蔡襄告老過杭州遊玩於禁忌之地，與律不合，理當問罪，下人進言宜將此事上奏朝廷，以彈劾蔡襄，偕對曰：襄因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像圖》，被召回京，任太常司農壽、右議大夫，後因年事已高，欲告老還鄉，上封尚書工部侍郎。至其歸日，上特召見賜宴。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2月初楊公辭世，其子楊忱將其所著《兵論》上交朝廷，帝覽之深憐，又追封其為兵部侍郎。同年2月17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吉地。公有《文集》10卷、《兵書》15卷、《兵論》一篇存世。
觀其文盡觀其人，以知公之心，以見公之誌，以考其始終之節。公性剛而忠樸，敢為大言，因國而忘私，不計得失，數上書論天下事，屢諫屢貶，屢貶屢諫，尤喜古兵法，並多有創見，其事多見於宋史，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及楊公墓誌銘。
（陳戰峰）
李杲
李杲（1180—1251），字明之，號東垣。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出生在陝西中部縣珞璫村（今陝西省黃陵縣阿黨村）。李杲與劉完素、張從正和朱震亨並稱中醫學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李杲繼承張仲景、乃師張元素和曆代名家的學術精華，在實踐中光大醫德傳統。他探索或闡述脾胃在生命過程中的重要性，從醫學原理到養生防治，其說自成體係，在中醫學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他的理論至今仍有效地指導臨床。他的理論創立不久就傳到日本、朝鮮，在日本成為後世派的真髓。李杲的學術以開物成務的氣概使中醫這塊瑰寶熠熠生輝。在明代萬曆年間，北京三皇廟改為先醫廟，在主殿供奉伏羲、神農、黃帝的兩廡，分列曆代二十八位名醫的塑像，李東坦居東廡第十四位，在這裏他和其他名醫每年接受侍奉。
李氏家族是一個官宦之家，其世代富足，稱雄鄉裏。李杲在少年時期，謹慎自愛，好於交遊，與人接觸，從無戲言。由於家庭環境優越，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東垣老人傳》有：“受《論語》《孟子》於王內翰從之，受《春秋》於馮內翰叔獻。宅有隙地，建書院，延待儒士，或不給者，盡周之。”這說明李杲自小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對儒家經典《論語》《孟子》以及《春秋》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李氏家族專門修建了一所作為接待儒生和名士講學的書院，這促進了李杲與儒士的交流和往來，也帶來了李杲學業的進步。在李杲幼小的時候，西北地區出現大麵積的饑荒，李氏家族積極參加賑災活動，這使李杲對勞動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李杲孝敬長輩，據《醫學發明·序》記載，他二十歲時，“值母王氏寢疾。公侍，色不滿容，夜不解衣，遂厚禮求”。青少年時期的李杲，以廣交名士、廉潔和忠孝而聞名，是以學自適的悠閑儒生。
李杲與同時代的士子一樣，希望通過學業獲得入仕的資格。金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李杲18歲，由於一個偶然的事情使他踏上了學醫的道路。《東垣老人傳》記載：“母王氏寢疾，命裏中數醫拯之，溫涼寒熱，其說異同，百藥備嚐，以水濟水，竟莫知為何證而斃。君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有願曰：若遇良醫，當力學以誌吾過。”可見，李杲為母親的去世而感到悲傷不已，同時也針對庸醫不能夠確診母親的病因，最終導致母親的病情加重而亡的現狀悲憤不已。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悲劇，一方麵是由於庸醫的無能；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當時天災橫行，疫病蔓延，疾病橫生，而人們仍然沿襲宋時的用藥習慣，使用的仍然是《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的藥物來治病，但是那些藥物對於當時的疾病治療效果卻非常不好，醫生且習慣性的使用書中的藥物，就很少能自己進行辨證處方。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這種現狀，防止相似的悲劇再次發生。不過，李杲此時學醫的目的並沒有更多的關注現實社會，也沒有對當時的醫學現狀產生不滿，他還僅僅在於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出發，希望通過學醫掌握一技之長，來為人們治病。
對於李杲的學醫經曆，《傷寒會要·引》稱：“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李杲用了數年的時間跟隨張元素學醫，最終獲得了張元素的真傳。張元素是“易水學派”的創始人，他的思想主要淵源於《內經》、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華佗《中藏經》以及同時代的劉完素等。他吸收前輩及同時代醫者的精華，結合個人體會，在論治脾胃病方麵有諸多創新。張元素重視氣味厚薄和升降浮沉的異同及其與脾胃升降的辯證關係，更重視脾土為中、為升降之樞，而且結合五運六氣，提出了藥物的升降與脾胃升降的關係。此外，張元素在論治脾胃病上創製了代表方劑——枳術丸。張元素在脾胃論治方麵的以上諸多觀點是脾土學說的萌芽，李杲就是在張元素的基礎上把脾土學說發揚光大的。
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李杲時年23歲，他在經過5年的學醫生涯後，掌握了中醫學的基本常識。此時，李杲並沒有把從事醫學的理論探索以及臨床實踐作為自己以後從事的職業，他仍然沒有放棄入仕的初衷，希望走仕途之路。是年，李杲以捐資得官，在河南的濟源縣做了一個監稅官。這一年，當地流行俗稱為“大頭天行”的疫病，這種疫病的傳染性很強，死亡率極高。用李杲在《東垣試效方》中的話說，是“遍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出己見，妄下之，不效；複下之，比比至死，醫不以為過，病家不為非”。目睹此狀，李杲“獨惻然於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終於創製一方，名為普濟消毒飲，用之大獲良效。由於病者甚多，傳之很廣，當世之人以為是仙人所傳，後雕刻於圓頂石碑之上。李杲此舉，不僅為當時挽救濟源一帶人民生命作出很大貢獻，而且也為以後溫病診治理論的出現，提供了具有創新意義的臨床經驗、治療方法和有效方劑。至今普濟消毒飲仍係中醫學生所必須掌握的方劑。李杲也通過這次事件，小試牛刀，顯現出自己在醫學上的天賦。
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李杲時年25歲，居真定。這一年，北方開始出現了大麵積的饑荒。據《金史·章宗本紀》記載“山東、河北旱”，又說章宗“以久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撤樂，省禦廄馬，免旱災州縣徭役”，可見旱情十分嚴重。作為富足於鄉的官宦之家，李杲積極參加了賑災活動，對人民大眾的生活現狀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麵對被疾病困擾的下層民眾，李杲的人生目標也發生變化，從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想開始轉向希望從事與人民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的職業，直接為社會服務，這也就使他萌發了從事醫療事業的想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古與金之間的戰爭逐漸升級，北方地區開始大亂。李杲為了躲避戰亂，於金宣宗興定四年（公元1220年）左右來到了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地區），開始了醫療事業。李杲因為經過良師的指點，加上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他診治過的病人，療效非常明顯，不久就名聲大振。很快，李杲居住的大梁又遭到攻擊。他為了避難，於金哀宗開興元年（公元1232年）北渡黃河，來到東平（今山東省東平地區）、聊城地區，開始在這裏行醫、生活，一直到元乃馬真後二年（公元1243年）他64歲時，才重返真定。從李杲離開真定，在北方流離顛沛以及懸壺濟世的幾十年中，他主要在三方麵做出了突出貢獻。
第一，廣泛地深入到群眾中，從實踐出發，收集到大量的一手材料，豐富了臨床經驗。經李杲治愈的病人不計其數。《元史·李杲傳》中就記載了幾個典型代表人物，比如王善甫、蕭君端、魏邦彥等。此外，還必須要提的就是李杲在行醫的生涯中，結識了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元好問，並成為摯友。李杲後來的許多著作都是由元好問作的序，李杲也幫元好問治好了傷寒病。《東垣試效方》記載：“乙未秋子自濟南回，傷冷太過，氣絕欲死，明之投劑應於而愈，起予之死，並此為二矣。”可見，元好問患上了非常嚴重的傷寒病，幾乎病重而亡，也正是在李杲的精心治療下才得以康複。李杲對傷寒病的精深研究，還體現在對傷寒病的確診以及治療上。據記載，有個名叫馮櫟的少年，得了傷寒病，目赤煩渴，其他醫生認為是熱症，開了治熱症的承氣湯為其治療。恰好李杲經過，他對病人進行了重新診斷，確診為傷寒病，立即令人持幹薑、附子等藥作湯，每一頓服數兩，汗出而解。
第二，李杲在北方行醫的過程中，還注重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李杲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是分階段的。他在離開真定從事行醫的幾十年中，是他對中醫學理論探討的初期。李杲先後撰寫了《內外傷辨惑論》（初稿）《醫學發明》《傷寒會要》，對前人的理論進行總結，並且為其脾胃說的建構奠定了基礎。對於《內外傷辨惑論》的初稿，李杲在後來的《內外傷辨惑論》定稿的《序》中有“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誤。陵穀變遷，忽成老境，神誌既惰，懶於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又“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題。”這兩句話實際上暗示出了《內外傷辨惑論》初稿的撰寫時間以及主要解決的問題。李杲所說的“丁未歲”指的是元定宗二年，即公元1247年，反推之寫於16年前的《內外傷辨惑論》初稿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元太宗三年即公元1231年；至於《內外傷辨惑論》的內容則是針對“世人用藥之誤”而進行的。李杲就是希望通過此書來對前人的中醫成就進行總結，開始確定內傷在人發病原因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李杲還在《內外傷辨惑論》中提出了補中益氣湯。補中益氣湯為李杲對祖國醫學之一大貢獻，其所有著作中均有記載，以本書成書較早，它為李杲臨床經驗結晶，製訂運用的時間應該更早。至於《醫學發明》，鬆崗老人在《醫學發明·序》中說：“壬辰北渡鄉裏，囚憫世醫背本趨末，舛錯莫省，遂著是書，庶釋其疑。”這同樣也指出了《醫學發明》的成書年代為元太宗四年即公元1232年，而且此書主要想解決的問題就是探求中醫學的本末問題。李杲對中醫學本末問題的探討，是對《內外傷辨惑論》以內傷為發病原因觀點的進一步提升，這實際上涉及了中醫學關注重心的問題，隻不過此時李杲並沒有明確提出到底是以哪一種內傷為核心的問題。
第三，培養後學。李杲在山東等地行醫的幾十年中，還注意到了對醫學後學的培養，這主要體現在對王好古的影響上。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趙州（今河北趙縣）人，約生於南宋慶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卒年尚無確論。王氏小於李杲，曾與李杲同時師事張元素，後又從李杲學習。他在元素、李杲影響下，頗重視內因在傷寒發病中的作用，重點闡發傷寒內感陰證的理論，其陰證學說明顯反映出李氏脾胃內傷學說對他的深刻影響。王好古倡言“三陰論”之說，強調肝、脾、腎三陰陽虛在病變中的作用，創“內傷三陰例”，對陰證的病因病機、辨證論治作了詳細分析。他對傷寒陰證的研究，不囿於傷寒外感之說，而重視內因在發病學上的作用；不局限外感病的六經分證，而認為內傷病也可按六經辨證施治。所異者是，李杲注重內傷、外感的不同，而發內外傷之辨，王氏把李氏脾胃內傷學說與傷寒學說有機地結合起來，說明外感與內傷既有聯係亦有區別，並在李氏闡發脾胃內傷熱症基礎上，著重論述了脾胃內傷寒中證，為易水學派的溫補理論增添了內容。不過，由於李杲居無定所，加上王好古與李杲在一些醫學觀點上的分歧，王好古未能如一而終地跟隨李杲學習，這也決定了王好古未能得到李杲的真傳。
元乃馬真後二年（公元1243年），進入“耳順”之年的李杲回到了久別的故鄉。到元憲宗二年（公元1251年）逝世，李杲的晚年都是在家鄉度過的。雖然這段時間隻有短短的8年，但卻是李杲一生的關鍵時期。他在這8年中對自己醫學理論進行了總結，明確地提出了脾胃說，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開創了脾土派，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杲此時期對中醫學理論的探討，是在前麵的基礎上進行的，是他中醫學理論的成熟時期。李杲首先對《內外傷辨惑論》初稿進行補充和完善，並於元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最終定稿。他在定稿中再次強調了內傷在發病原因中的地位。此外，李杲還在這段時間內撰寫了《蘭室秘藏》（元定宗三年即公元1248年）、《脾胃論》（元海迷失後元年即公元1249年）等著作。《蘭室秘藏》的內容是以征候為主，詳論各征候的病源和治療原則，後載各種處方。此書是李杲長期臨床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在治療內科病、五官科病以及兒科病等方麵都有建樹，特別是對內科病發病原因的探討，直接觸發了《脾胃論》的形成。
《脾胃論》是李杲的代表作，最能反映李杲的醫學思想。脾胃學說的一個中心內容，就是脾胃元氣論，這是人體發病與否的關鍵所在。關於元氣之說，《內經》《難經》早已提出，前者謂“真氣”，後者謂“原氣”，而共同點是重視腎氣。李杲發展了這一理論，重視內因在病變中的作用，認為無論內傷或外感發病，都是由於人體氣虛。即疾病的形成，乃是氣不足的結果，而氣之所以不足，是因脾胃損傷所致。《脾胃論·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中有：“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脾胃論·脾胃虛實轉變論》又說：“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可見他認為脾胃是元氣之源，元氣又是人身之本，脾胃傷則元氣衰，元氣衰則疾病所由生。對脾胃的重視，是李杲脾胃說的基本論點，概括起來有四大要點：一為人賴天陽之氣以生，而此陽氣須並於脾胃；二為人賴地陰之氣以長，而此陰氣須化於脾胃；三為人賴陰精之奉以壽，而此陰精必源於脾胃；四為人賴營氣之充以養，而此營氣必統於脾胃。總之，李杲認為脾胃是人體生、長、壽、養之本，如脾胃受傷，人體所需的陽氣、陰氣、陰精、營血也就必然受損，正常的活動便不能維係，這樣，各種疾病也就發生了。同時，李杲還具體指出了“病從脾胃所生，養生當實之氣者”之四要素：第一，要能順應四時；否則元氣不固，煩勞傷陽，病生脾胃。第二，要穀氣上升，春夏令行；否則穀氣下流，收藏令行，亦病生脾胃。第三，要少陽春升之氣上升，則諸陽皆升；否則膽氣、陽氣不升，亦必脾胃致病。第四，五氣能藏於心肺，五味能藏於腸胃，則氣和神生；否則氣機乖錯，亦病從脾胃而生。李杲的脾胃說反映出他在理論上對前期作品《內外傷辨惑論》的突破，明確指出了脾胃是內傷的核心，從而建構了從疾病產生的主要原因為元氣衰，而元氣衰在於脾胃受損，脾胃受損又是內傷的最主要體現的邏輯推理。同時，李杲的脾胃說也反映出他對前人理論的超越。此外，李杲脾胃說的提出，也是他對社會現實觀察的結果。他從當時的醫療實踐中觀察到，由於戰爭頻繁，兵連禍結，疾病流行，民不聊生，人們在水深火熱中掙紮，飲食不節，勞役過度，精神的恐懼和緊張，致使脾胃損傷，從而導致各種疾病的發生。《脾胃論·脾胃盛衰論》中所說的：“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這就體現出李杲對現實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