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寒”之會，源自乾、嘉時期，其時是為了“揚翊休明，發皇藻翰”，不足稱為藝林佳話。而馮誌沂與那些有才華有抱負的官員訂交酬唱，主要以砥礪學行，關注國家命運，探求經世方略為內容，與乾、嘉學風截然不同。
王軒設宴邀請葉名灃、朱琦、許海秋、李子衡，楊汀鷺和抵京不久的馮魯川先生。屆時，朋友相得，詞翰追逐，逸興遄飛；他看到座中人物，個個頭角崢嶸，舉止落落，頗具國器之象，不由得百感叢起，久積於心中的苦水，如江河決堤一樣傾瀉出來，長吟道：
二難四美一朝集，舉觴自詫無歡。
省闥回旋二十年，儒生未老非不逢。
乃知哀樂亦天賦，造物畀我塊壘胸。
揮戈幾見日返舍，吹律妄思天輟冬。
不能取印係肘後，安用啁哳如寒蛩。
埋憂寄愁諒無術，擬就酒帝求侯封。
王郎示我有新句，心憂蘖傷吾農。
吾儕竊祿政堪恥，得失焉辨簞與鍾。
時中聖人也不惡，此與世味誰。……
——《霞舉招同葉潤臣閣讀朱伯韓觀察許海秋中翰李子衡楊汀鷺兩孝廉小集分韻得冬字》（節錄）
某些公卿人物獲知他歸京，數次約集唱酬，他不願與這等附庸風雅之輩合群，有時出於無奈勉強赴會，也無雅興可言。
在顧祠的春祭宴集上，院內紫藤花盛開，散發出淡淡的幽香。隻見一隻蝴蝶飛到在座的某大官麵前，大官喜滋滋的舉杯說：看吧，太常引來的仙蝶。也巧，剛說完，蝴蝶翩然落到酒杯裏，馬上有人詠詩奉承開來。馮誌沂率爾道：真奇怪，當今的仙蝶也勢利眼了。諧語一出，逗得滿座撫掌大笑。
而對那些負笈京門求學的士子，他毫不嫌貧愛富，樂與結交，有登門問業者，不吝悉心指教。
浙江仁和人（今屬杭州市）譚獻，入都多次造訪其門談藝，某日，兩人飲酒，他問潭獻：你的老鄉龔定庵（龔自珍）先生，強調詞出“公羊”，這怎解釋？
譚獻說：龔先生發議論，不一定都能說到點子上，好奇罷了。主要是以意內言外，也還大致可以傳會。
他又問：既然是這樣，那麼近代多豔詞，是否盡出自“梁”？
譚獻初於詞學致力尤勤，知道馮先生通經稽古，高文絕俗，不屑倚聲，然能與學生在樽前風趣的交談、切磋，甚為感佩。
馮誌沂所說的“公羊”、“梁”係指《公羊傳》和《梁傳》，與《左傳》被後世史家合稱為“春秋三傳”，都是儒家經典著作。
《公羊傳》和《梁傳》體裁相似。曆代今文經學家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
值此期間，士林界的龔自珍、魏源、劉逢祿、莊與存等人力主複興今文經學，以《公羊傳》的“微言大義”說經，議論時政。馮誌沂曾經研求過今文經學——“漢學”，發現漢學派與注重“性理”之學的宋理學派，互相爭辯不休，各不相讓。他原來持包融兼學的態度，結果越學越糊塗，幹脆視為糟粕放棄了，覺得不及作詩能夠直抒胸臆，認為蘇東坡和黃山穀的詩淳厚樸茂，正適合自己的為詩趨向。
由於當時社會的變局，經世致用的思潮蓬勃興起。他又對顧炎武的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認為貫穿於顧詩中的愛國精神對世人大有教益，他指出：“牧齋、梅（錢謙益、吳偉業）之沈厚，漁洋、竹（王士禎、朱彝尊）之博雅，宋元以來，亦所謂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詩人之詩也。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為第一”。
之後，他不斷從顧氏詩文中汲取有益的精神滋養，創作出的詩歌，在思想性、藝術性方麵產生了質的飛躍。其詩或讚美英雄救世，或撻伐權奸誤國，也或關注民生，評述時艱，“急當務之急”，“想當務之想”，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饒富“史詩”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