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記載，杜陵邑有三萬戶人。這是個保守的數字。杜陵邑的人口，其實在30萬以上。杜陵邑是在秦漢杜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建置曆史很久，一直是周、秦、漢三代的京畿重鎮。漢宣帝時把杜縣改為杜陵邑，在原來基礎上大量徙民，使其人口劇增。西漢製度，新皇帝即位，修築陵邑後，權臣豪富就遷到新皇帝的陵邑（“隨帝徙陵”）。如張湯在武帝時徙居茂陵，其子張安世在宣帝時徙居杜陵邑。漢杜陵邑修建以後，西漢皇帝不再設置陵邑，那些“隨帝”徙居杜陵的千萬家官宦也就在此“落葉生根”。這樣，杜陵邑的人口就相當可觀了。杜陵不但人口多，而且很多人是當時的達官顯貴和豪富巨商。《漢書》中有《傳》者，家居杜陵的名人就有：禦史大夫張湯，大司馬張安世，曆位九卿的張延壽，右將軍蘇建，典屬國蘇武，丞相朱博，禦史大夫杜周、杜延年，丞相韋賢、韋玄成，後將軍趙允國，太守韓延壽，禦史大夫蕭望之，執金吾肖育，大司農肖鹹，太守肖由，右將軍馮奉世，大鴻臚馮野王，太守馮逡，右將軍史丹，丞相王商等。出身杜陵邑的高級官吏如此之多，甚至使京師長安也相形見絀。他們之中不少人身為朝廷大官，但“家”仍在杜陵邑。如蕭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杜陵邑有那麼多當時國家上層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那裏便成了他們在京師長安之外的另一個政治舞台。
在封建社會，權力和財富往往是對孿生兄弟。因此，杜陵邑在經濟上也是富冠京師。前麵談到的張安世，就是達官兼工商業主。至於京師富人，要首推杜陵樊嘉。
陵邑地處全國文化中心――長安之郊，經濟繁榮，官僚地主居多，故陵邑文化也很發達。世家地主大都“好禮義”，他們或聚徒授經，或拜師習經，以幹仕祿。僅長陵、杜陵就出了“七相五公”、“鬥雞走狗”等娛樂活動在陵邑中也很盛行，如杜陵有一個“鬥雞翁”，安陵人爰盎，“病免家居，與閭裏相浮湛，相隨鬥雞走狗。”擅長繪畫者也大有人在，如杜陵人毛延壽是知名畫家。毛延壽畫人，老少美惡皆得其真；陳敞則“工牛馬”。而安陵由於係徙關東倡優樂人所置，故“善為啁戲”，俗稱“女啁陵”也。
另外，盛行於關東的博戲、蹴鞠在陵邑區內也開始風行。安陵人許博昌，善陸博，他編著的《陸博經》三輔兒童皆誦之；景帝陽陵出土的六博棋，也說明當時陵區的一般管理人員也把它作為一種消遣娛樂的工具。蹴鞠是一種相當於現在足球的體育運動，安陵阪裏公乘項處病，因沒有聽大夫的話而參與當時諸陵少年盛行蹴鞠的娛樂活動，“因而腰蹙、寒汗出多，及嘔吐。”由此可見當時人們是非常喜歡這種運動的，直到唐代，長安仍盛行蹴鞠之戲，足見其影響之久遠。
陵邑聚集著全國精英人才，他們為西漢文教學術的繁榮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據王子今先生統計，關中從政的文人中，漢書合計有42人，其中出身於陵邑的計30人，占71.43%，而班固專為立傳的34人中，出身於陵邑的計22人，占68.75%。東漢前期，三輔在文化上的優勢依然十分明顯。在全國統計到的568中書籍中，出於三輔的有87種，占15%；470位列傳士人中，三輔籍的有66位，占16%；不列傳的士人520位中有63位，占12%；213處私家教授中有22處，占10%；在302位公卿中有37位，占12%。
3.4.6 出土文物
1.建築材料：出土文物有花崗岩礎石、幾何紋或素麵方磚、繩紋筒瓦、圖案的空心磚、龍、塗朱鋪地方磚、鳳紋空心磚殘塊、板瓦，“長樂未央”、“長生無極”瓦當、雲紋板瓦、繩紋筒、瓦當、灰陶繩紋罐。
2.鐵器：鐵環、釘、刀、釺和、鐵戟、矛、劍、斧、鼎、锛、鑿、剪、帶鉤、鏃、弩機、量器、銅鐓、環、印章、帶鉤、小五銖錢和鐵戟等。
3.銅器：“杜陵東園銅壺”和“杜陵東園銅鍾”，均有永始元年刻銘，當為陵園遺物。銅泡、銅鐓、鎏金銅環、五銖錢等、小五銖錢、“大倉”半方銅印，大倉也稱“太倉”，官署名，其公用印章與“弩府”、“治府”、“市府”等半方印作用一樣。說明帝陵從葬坑的修築與“大倉”有關。
4.金餅。
5.裸體男俑（原身上有帛衣）。
6.漆盒及木車和車馬器等。
3.4.7 其他文物
杜陵陵墓封土南有清碑5通，分別為康熙七年（1668）“杜陵禦祭碑”2通，雍正三年（1725）“杜陵祭碑”、乾隆三年（1738）“杜陵禦祭碑”及四十一年（1776）陝西巡撫畢沅書“漢宣帝杜陵”碑各一通。碑高1.5～2m，寬0.7～0.8m，其中畢沅所立碑的碑陰刊周新命撰《承差說》1篇。
在保護區的西南角還有明代陵墓3座，其中有封土的2座，無封土的1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