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其芳的創作思想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思想性格的變遷。雖然他的內心世界比較複雜,性格成分也較為多樣化,但其中兩個基本特征一直引人注目,且貫穿一生:其一是水的性格,其二是柳樹的性格。先從水的性格說起,何氏出生於揚子江上遊的山區小城,雖然不像江南水鄉一樣何流密布,但也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或順江而下,或溯水而上,給當地人戶帶來柔情如水、疏闊流動的人性特點。沿江遷徙、遇水而居又使當地人對漂泊家園有更深的認識。其次,關於柳樹性,這是毛澤東對他的評價。1944年何其芳與劉白羽去重慶進行文藝領導、調查工作,第二年何其芳回延安後便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毛澤東認為一個革命幹部既要有鬆樹性,又要有柳樹性,何其芳就是柳樹性多的同誌。而何其芳認為,其中鬆樹性是指原則性,柳樹性是指靈活性,能夠到處生根發芽。同時,自認為柳樹性是他的根本弱點。其實不然,縱觀何其芳一生關於詩文創作、評論、人生道路、政治理想等各個方麵,在這兩點上典型而具體,且應視為其應對人生的人性優點。
就詩歌來說,按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詩歌道路是漫長而曲折、艱苦的:《預言》階段,詩人避開現實,脫離政治而癡戀藝術,為個人而抒寫,並且追求形式;《夜歌》階段,像低回的嗚咽小河在迷離的夢幻中流動,時時流露出一個小知識分子向舊我告別時蛻變的投影;最後到了謳歌新中國的誕生,謳歌黨與軍隊的領袖時,則完全是另一付腔調。至於散文,先前是獨語與呢喃,像徐誌摩一樣在夢的波濤裏依洄,然後到《還鄉雜記》,情感在變粗,敘得少而議得多。就文藝主張來看,先前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後來是一個集體主義者,加入黨的隊伍後更認為文藝從屬於政治,並成為黨在文藝政策上的代言者之一。從《星火集》、《星火續集》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以後一係列特定時代的批判中達到了極致。而另一翼則是由獻身藝術的詩人變為放棄小我的革命活動家,又擔當了自甘寂寞的傳統文化研究者的工作,這頗不相類的人生境遇,都有趣地絞纏在何其芳的形象上。也許這是與時俱進的產物,年輪一圈圈擴大,思想也漸漸變形,雖然一次次在迅速調整時有些許猶豫、彷徨,但還是做到了告別舊我,在蛻變中不斷地求得新生。當然,對於中國小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水的性格還是柳樹性,都是何其芳生命個體的人生選擇。生存於世,人世的動機與前方的目標需要個體有所取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且一旦成為共產黨黨組織中的一員,這種取舍更是超越了個人的掌控。認識何其芳的內心情感世界及其變遷,這一點恐怕帶有基礎性意義。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看到文化力量在社會各種勢力中的地位與比重,相比之下,文化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文人的選擇與道路也比較狹窄。在時代語境中,生命個體既要掙脫舊文化的束縛,又要時時反省身上濃重的書生意氣。文化的虛空、無奈,個體的渺小、無力都會給敏感的心靈帶來無言的壓迫。而對於何其芳來說,水的性格讓他在詩文上傾灑才情,作一個小小的心靈的安頓;柳樹的性格讓他敏捷地回應現實世界與所處時代的各種變革,而且更多地以崗位意識體現出來。如抗日戰爭初期,他在成都一邊教書,一邊與朋友辦《工作》刊物,在詩文中抨擊大後方的各種黑暗與腐朽現象,訾議周作人事件,後來則歌頌延安自由的空氣,一直到歌頌黨的領袖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王震、吳玉章等同誌。另一方麵,他同時又展開文學批評工作,包括對胡適、胡風、馮雪峰、田漢、夏衍等人著作及思想的批判。何其芳像脫韁的野馬似的,走上了一條也許自己並不願意走的一正一反的道路,但這是他的本職工作,這一點從他寫《論工作》,辦《工作》雜誌,以及執行黨安排交代的各種工作中可以看出來。何其芳幾乎都是認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上麵”安排的事,從閑散到工作,從書呆子轉向為人民、為政治服務,何其芳曲折、反複的心路曆程,具有水的迂回、柳的柔韌。
與上麵這種帶有整體傾向相對應的是,何其芳水的性格與柳樹性格與巴蜀文化實際上存在著豐富的內在聯係。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麵略作探討。第一,巴蜀出生的川人彌漫著地域的自足感,與此伴生是的生命主體的自信與好強。雖然四川是個大盆地,但也包括各種大小不一的草地高原、丘陵山地,一年四季氣候宜人、物產豐富、風景如畫。在這種自足性富有與殷實的觀照下,出蜀後的四川文人往往團結在一起,在外人麵前有精神的回鄉與誇耀情結。何其芳如此,郭沫若、林如稷、陳煒謨、陽翰笙、沙汀等現代四川作家都如此。這種地域物質基礎帶來的精神富有,讓巴蜀現代作家成長為一個陣營特別龐大、創造欲特別旺盛的群體。第二,巴蜀文化相對受正統儒家傳統文化影響較少,閑適的生活與行樂的觀念,衝淡了道德的束縛。巴蜀作家生活在儒家文化邊緣區域,傳統的負荷較輕,創新與時尚的意識自然比較強烈。較之於中原、齊魯乃至江浙文化區域的作家群,巴蜀文人在言行上表現出打得開、收得攏的特點,放任與獨行時時成為蜀人的選擇。
最後,在我們看來,最為重要的是移民性格的熏陶、影響。何其芳六十多年的人生曆程中,時代的變化頗為曲折、反複,作為當初“有理想,是個朦朧的理想主義者”的他,舊我與新我的矛盾鬥爭貫穿一生,但他基本上都順利地加以過渡,步態比較從容、灑脫,調節內心矛盾的節奏也很穩健。自然,這種通脫與靈活和作為移民後代的經曆與家庭影響是分不開的。因戰亂、疾病等天災人禍,外省遷徙到巴蜀的移民潮偶有發生,大型的也有幾次,如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即是。“當有較嚴重的自然災害或劇烈的社會動蕩,產生數量過大的流民之時,如果中央政權還有行政能力,它往往會對尚未完全失控的流民采取遷徙政策,或徙之於地廣人稀的地區,或用其充實於邊疆。這樣做往往一舉數得,既安定了流民,又開墾了荒地,使得人口分布日趨合理,安置在邊疆的流民還擔負了保衛國家邊境的任務……經過比較明智的政府的安排,大多數流民又變成了自耕農,社會也漸漸趨向穩定,這往往是一個新王朝的開端。”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在嘉慶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後裔至少占85%”。一代代移民舉家遷居異地,而且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立足的艱難與創業的重負,都給移民家庭帶來適者生存的觀念。
就巴蜀作家來說,何其芳與郭沫若、艾蕪都是“湖廣填四川”時的移民後代。郭沫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寧化縣,其先祖背著兩個麻布人川,到郭沫若出生時已是樂山沙灣的大戶人家,放租、經商、販煙都幹,從不放過掙錢的行當。艾蕪祖籍湖廣寶慶府武岡州,其先祖在清初一路貿易入川,轉居數地,始紮下根,頗有田產,一個鹹蛋的傳說在整個家族裏流傳。何其芳一家則是由湖北麻城沿著長江遷來巴地,走馬占界,經過幾代人努力,由當初的平民百姓而變成萬縣多下一個擁有寨子的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移民家庭的三位巴蜀作家有相似的一點,都是一時之俊傑,又都是識時務之俊傑,後來在黨及政府機關中都占有一定的領導地位。具體呈現在何其芳身上的這種移民性格,透過他在少年時期與老年時期的兩件小事便可以管窺豹。何其芳14歲時隻上了一學期高小便升入萬縣中學,一年後因鬧學潮牽連到他而被開除,家裏知道此事後,爺爺與父親暴跳如雷,準備提他回去不讓再上學。麵對此事,他不動聲色地從學校先回外祖父家,第二天留一家信給來娘家的母親,未打照麵便與約好的同學溜走,去重慶進了另一中學讀書。另外,1976年何其芳到成都與沙汀見麵,沙汀曾清楚地記得圍繞何對《紅樓夢》的批評一事所進行的爭辯,何曾說過“身經百餘鬥,現在還有什麼怕的!說時浮上一種頗為自豪的微笑”。可以想象,在年少與年老時,何其芳都特別表現出處事靈活、機敏的特點,這一點始終貫穿其一生。
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巴蜀文化這一整體中,對何其芳影響較深的是精神層麵。地方物產豐富而自足,地緣道統薄弱而淡化,生活圈子流動麵思變,這一切都給何其芳以通脫、樂觀的品性。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巴渝文化與西蜀文化雖然存在差異性,但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由於地緣鄰近,文化互滲,巴蜀逐漸交融,形成一個區域文化共同體。近現代四川區域文化中,既有蜀文化的遺韻,也有巴文化的基因。四川現代作家們,無論來自川東巴人故地,還是川西蜀國蓉城,巴、蜀兩種性質的地域文化時時交互激蕩。對於何其芳來說,兩者比較以後,西蜀文化的影響相應更顯著一些罷了。
四
麵對巴蜀文化作為某一地域文化各種因素既交錯融會又相互支撐的特點,最好的辦法是以具體的生命個體為例,進行既分析又綜合的闡述。一方麵可以展現這種豐富性與層次感,判定其主要傾向與流變;另一方麵,也得注意不同文化的相互滲透和雜糅。它們在何其芳作品中也留下了些許痕跡,如詩文中流淌著某些激情味道與陽剛氣息,偶爾隱伏在溫情而穠豔的風格中;某些執著與堅守,也拍打著柔順而迂回的心靈堤岸。
認同地域而抵達鄉土,身在異地而心係故園。何其芳不但回味著“我的同鄉揚雄曾經說過:‘能讀千賦則善賦’”之類的巴蜀同鄉認同感,而且延續著對巴蜀文化中最輝煌的生命個體如李白、杜甫的膜拜與心儀,直到生命的晚年。何其芳在最後的歲月中遊曆巴蜀,又一次返回巴蜀文化母體,在以長文作注的《憶昔》、《諸葛亮祠》、《杜甫草堂》、《太白岩》等舊體詩中,這一精神還多情結尤其醒目。何其芳仿佛又回到了別夢依稀的故園,蜀地的山川碑石、李杜的行吟詩草又似乎曆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