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霧對中國現代文學起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它促成了中國40年代戲劇的大繁榮。中國現代戲劇自“五四”前後開始興起，直到40年代才發展到頂峰，這是現代文學史上不爭的事實。而現代戲劇之所以能在40年代達到頂峰是與重慶、與重慶的霧分不開的。
1937年12月28日，集中在武漢的十多個戲劇團體和戲劇界的廣大人士洪深、田漢、餘上沅、陳白塵等在武漢成立了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訂每年10月10日為戲劇節。戲劇節雖然誕生於武漢，但第一屆戲劇節並沒有在武漢舉行。因為1938年10月，日軍的炮火已經在武漢三鎮燃起。著名的戲劇團體上海業餘劇作人協會、怒潮劇社、國立戲劇學校等先後到了重慶，大批戲劇界人士也薈萃霧都。因而第一屆戲劇節的紀念活動就在霧都重慶展開，“活動共持續22天，五百餘名話劇和戲曲工作者，上千的業餘戲劇愛好者參加了演出活動”。此後到1941年10月，聚集在重慶的廣大戲劇界人士共演出話劇一百多出，如《保衛盧淘橋》、《盧溝橋之戰》、《流民三千萬》、《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壯士》、《全民總動員》、《蛻變》、《霧重慶》等等。這些戲劇大都在秋末到次年夏初間進行演出，因為這段時間重慶上空為濃霧所籠罩，大可不必擔心敵機來襲。
戲劇界逐漸意識到應該利用霧季這難逢的大好時機多上演話劇。在中國萬歲劇團的發起和提倡下，1941年10月11日，重慶戲劇界發起公演活動，也被稱為霧季公演。第一屆霧季公演從1941年10月11日到1942年5月，共上演大型話劇29出、獨幕劇3出，有《大地回春》、《天國春秋》、《麵子問題》、《屈原》、《野玫瑰》、《棠梨之花》、《北京人》、《原野》、《日出》、《重慶二十四小時》等。第二屆霧季公演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共演出22出大型話劇，包括《法西斯細菌》、《長夜行》、《孔雀膽》、《虎符》、《金玉滿堂》以及翻譯劇本《哈姆雷特》等。第三屆霧季演出從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共演出26出戲，有《南冠草》、《牛郎織女》、《桃李春風》等。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為第四個霧季演出，共有27出戲劇上演，如《山城故事》、《萬世師表》、《芳草天涯》、《清明前後》、《女人女人》等。胡潤森先生總結說：“陪都霧季公演連辦4年，堪稱優秀劇本聯袂而出，精彩演出應運而生，在中國話劇史上寫下厚重一頁。”
因為有每年昌盛的霧季公演，很多作家開始致力於戲劇寫作。郭沫若的劇作幾乎都是在重慶寫成並上演，這被公認為是郭沫若藝術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慶完成並上演了他的名劇《家》、《蛻變》、《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戲劇，為他帶來極大聲譽並為他後來在戲劇創作方麵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礎；茅盾也在重慶完成了他唯一的一部戲劇《清明前後》。同時重慶的霧季舞台也培養了諸多的優秀演員如趙丹、白楊、張瑞芳等等。
如果說北京故都和高校氛圍為“京派”提供了必要條件，上海的租界和商業氣息造就了“海派”的產生；那麼，重慶的山和霧為“渝派”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五
霧為作家的生存和創作提供了保障，為中國現代文學在艱苦的抗戰年代的繁榮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們大都從思想政治角度出發，對霧以及霧都的文學都隻承認其批判性立場。這很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事實上，霧保障了作家的生存和創作，成就了渝派文學的繁榮，但當霧真正進入作家創作內部時，極少有人會賦予霧以美好的情感色彩。當然冰心是個例外，冰心曾寫到：“我們從淡霧裏攜帶了心上的陽光，以整齊的步伐，向東向北走，直到迎見了天上的陽光。”
很多人都不喜歡霧，認為霧有損健康。王西彥寫到：“一個彌漫混沌的世界，霧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邊，我迎著那細小的，隱約的，執拗的，損人健康的霧雨，我衝破著它。”（王西彥《山中文劄》）包白痕認為濃霧造成了憂鬱的山城：“正日雲霧彌漫，很難見到紅嫩嫩的太陽，住在這裏，像住在牢獄裏一樣，沒有光亮也沒有熱力，冷酷、陰森、沉悶，緊壓在人們的心頭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已有一年了，從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壓著一塊鉛石，是那麼沉重。”“生活在這憂鬱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憂鬱，沒有光亮，沒有熱力，有的隻是灰暗的霧，烏黑的雲，蒙蔽著山，遮蔽著山城。”（包白痕《憂鬱的山城》）司馬也說：“在冬季，人們生活在霧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司馬《重慶客》）
霧在詩人筆下也隻是讓人感到沉重、煩悶和討厭。任均於1941年1月23日在濃霧的山城中寫了《霧》，他把霧比作“一隻慘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霧——白茫茫的霧/霧，蓋住了樹林、房屋、山岡、河流……/霧/遮斷了璀璨的陽光/人們的視線/所有的道路……/這時候/許多人/都感到了/極端的迷惘/無限的焦躁/難堪的苦悶……/像居住在深海的魚類/變成了一個謎/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著/前路/正有什麼東西在等待/在埋伏。”（任均《霧》）江村把霧比作灰色的囚衣：“霧/昏暗而濃重的霧/彌漫在山林，迷漫在山穀/像一副蒼白的紗幕/隱蔽了凋零，殘朽了景物。天/板著死灰的臉/掛下綿綿的語絲/像無數根鐵柱/圍成了人間的囚室/雨聲/滴出深深的厭煩/像一個年老的獄吏/叨叨的吐著怨言。蔥鬱的茂林晦暗了/碧綠的山岩黴濕了/廣闊的田野/在死寂的霧層裏沉沉的睡了。生活在山國裏的人們/堅強的在苦難裏煎熬/千萬隻熾烈的心/是千萬隻向往自由的鳥/它將突破這灰色的籠啊……”（江村《灰色的囚衣》）鄒絳展示了在濃霧中城市的破碎與壓抑：“趁著傍晚我攀上這城頭上而的/樓閣/但對著這雲霧低漫的宇宙/我卻無法唱出我悅意的歌/……/濃重的雲霧壓著對河的山/壓著沒有鍾聲的廟宇，壓著/蟄伏在每個屋脊下麵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著熱烈與光明的/歌，但對著這雲霧迷漫的宇宙/我卻無法調整我自己的音律。”（鄒絳《破碎的城市》）丹茵寫了《重慶的霧》，認為霧把重慶的一切都遮蔽，把一切都變成灰暗。艾玲離開重慶時，因為受夠了重慶的霧麵對重慶沒有一點留戀：“讓靈魂在屈辱裏哭泣/讓霧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這裏/隻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別了，你古老的山城/別了，你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艾玲《沒有留戀》）郭沫若認為霧掩蓋了罪惡：“霧期早過了/是的/炎熱的太陽在山城上燃燒/水成岩都鼓暴著眼睛/在做著白灼的夢/它在回想著那無數萬億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層萬層的霧呀/濃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親眼看見的/霧從千萬個孔穴中湧出/更有千萬雙黑色的手/掩蓋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惡的金宇塔》）吳視把山城比作破爛的船：“正迷失在霧海裏/正靠近險灘裏/……我向你沉重地呼喊——山城你醒來喲。”（吳視《山城的側麵》）周為也感到了在霧中生活的沉重：“生活像一晝沉沉的霧/我們整天在裏而沉重地旋轉/叫不出的呻吟比叫得出的呻吟還痛苦/流不出的跟淚比流得出的眼淚更疲倦。”（周為：《讓我們相愛》）
對於小說和戲劇來說，霧更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母體。“重慶和冬霧倒幾乎成了人蜀作家一個最大的‘母題’，圍繞它們誕生了蔚為壯觀的大後方小說和大後方戲劇，僅題目與之相關的戲劇就有《霧重慶》（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慶二十四小時》（沈浮）、《殘霧》（老舍）、《重慶屋簷下》（徐昌霖），小說《霧城秋》（艾明之）、《霧都》（李輝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這些作品中，重慶城及其揮之不去的濃霧常常成了腐敗、空虛的背景或者象征，它們共同組成了那黑暗的大後方。”
重慶的霧就像重慶的政治中心地位一樣，盡管在當時為作家們的生存和寫作提供了保證和依賴，但是建國後，重慶恰恰因其國民黨政治中心的身份而備受批判，重慶的霧也被認為隻是黑暗與腐朽的代表。
這樣的推理是否過於簡單了呢？實際上，依賴於霧的保障而又批判霧，這正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然而在陽光與霧中，我們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當太陽升起來時，霧就被無情地驅散，或者僅僅承認對霧隻能是以一種批判立場來表現對陽光的呼喚。對於發生在以“霧都”為中心的“戰時重慶文學”，人們也常持同樣的觀點。從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發，我們就會發現霧的豐富，也會發現戰時重慶文學的豐富。
霧確實應該是一種代表，一種象征，代表著重慶的地域特色，象征著作家在重慶的生活。對霧、對重慶、對當時在重慶的作家和作品常常有一種簡單的二元論：要麼壞，要麼好；要麼黑暗，要麼光明；要麼反動，要麼革命。非此即彼的簡單論斷，其實都是以政治因素影響文學評價，重慶文學的成是因為戰時政治中心地位，衰同樣也是因此，當政治中心不再，作家們如潮水一般返回，本該留存的積澱也因其國民黨政治中心身份而受到抑止，重慶的文學與文化荒蕪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