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種微妙關係的理解我覺得可以從一個很有意思的重慶意象說起，這就是重慶的霧，重慶的別稱就叫“霧城”。人常有言“霧重慶”，或因重慶是戰時陪都，也常稱“霧都”。重慶的霧為作家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極具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象，反複出現在作家筆下，為中國現代文學做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並見證著戰時重慶文學的命運。
我們還是從後向前看，看看作家們後來怎樣描繪重慶的霧。作家們離開重慶後，還一直念念不忘重慶的霧，很多人在撰寫回憶錄時，常用“霧重慶”的稱呼。茅盾在他回憶錄中，專門一章是記錄在重慶的生活和寫作，題目為《霧重慶的生活》；臧克家回憶重慶的題目為《少見太陽多見霧》；臧運遠也寫了《霧茫茫山城詩話》；秦牧的回憶錄題目為《戰鬥在霧重慶》。還有許多人雖沒以“霧重慶”為題，但也在回憶錄裏對重慶的霧做了很多的表述。方敬回憶：“抗戰開初，我在成都，後來跑昆明，走桂林，闖貴陽，八年來行蹤不定，四方奔波。對重慶，它的陰與晴，愛與憎，笑與淚，直接體驗少，缺乏親身的感受。隻聽說霧重慶，一個霧都，籠罩著自然的霧，也籠罩著政治的霧。但是團結、抗戰、進步、民主的光明力量總要撥雲霧而見青天。”徐退回憶說：“那時候，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它不特使人不舒服，而且令人汗毛豎起，戰栗不已。風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殺人，大霧迷漫的天氣裏可以幹一切見不得人的卑劣齷齪的血腥勾當。那時的山城是個特務世界，有人在霧裏永遠消隱不見了……1944年起霧時，國民黨的貪汙腐化已經發展到了極度。”
正如徐遲所說，很多作家的回憶錄用“霧重慶”隻是因為“重慶的霧成了一個象征”，“霧”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黑暗。解放後，我們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在描述解放前的重慶時，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霧”總是必不可少。例如周而複的《霧重慶》、王火的《濃霧中的火花》、曾憲國的《霧都》，以及描寫國共兩黨談判的《黑霧紅塵——國共重慶談判的前前後後》等。在影視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濃霧籠罩的重慶街頭，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和特務在行動。與此相對的則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三
重慶的霧就僅僅象征著“黑暗”嗎？到底是霧遮蔽了我們，還是我們遮蔽了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問題。抗戰期間，真要從人的生存出發，那麼霧就應受到人們更多的歡迎。
欽文曾經描寫了永安的霧：“永安多霧，所謂瘴氣，其實並不含毒質；往往整個早晨都在迷離中，當初覺得很討厭。後來卻一味可愛了；起床以後，見著了霧，就會喜歡起來。因為經驗告訴我，早晨有霧，日中可以見到太陽；霧愈濃，陽光愈猛烈。否則無論早上的天色怎麼樣好看，到了半上晝，就要滴滴答答地下起雨來。屢試屢驗，霧原是天晴的預兆。山國下雨是討厭的，所以霧使得我喜歡了。而且因為多霧，飛機不容易來到，這裏上午八九點鍾以前不會聽到警報聲，下午一到四點鍾就可以安居樂業，要防空襲的時間很短；不像在杭州，天還不打亮就蓮蓬地狂炸起來；天色暗起來，還會蓬蓬地狂炸。”
盡管欽文寫的不是重慶的霧，但卻告訴了我們一個常理。霧是天然的防空設施，濃霧籠罩就可不必擔心敵機的轟炸。當飽嚐了轟炸的痛苦，時時刻刻擔憂著如何躲過轟炸來保全生命時，人們就會明白自己是多麼渴望霧的到來。
日軍相繼攻克南京和武漢後，戰時之都重慶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攻擊對象。日軍為了一舉解決中國戰事，集中了開戰以來最強的兵力，準備溯江而上，攻下重慶，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然而重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軍靠大兵團作戰的計劃受到嚴重阻礙。日軍除了用大規模的空中轟炸使重慶屈服外別無他途。
據日本研究抗戰的曆史學家調查統計，日軍第一次轟炸重慶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這次轟炸並沒有對重慶造成多大的損傷，原因就是濃厚的霧保護了重慶。後來的日軍轟炸都是避開重慶霧季進行的。
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憲光回憶重慶遭受轟炸的情形時寫道：“零星的空襲整個夏天都在進行，當大霧迷漫的冬天到來時，重慶才鬆了一口氣。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襲所破壞了。重慶雖然準備了避難所，但從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員卻瀕臨生命的危險，在洞內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這就是日軍得意的神經戰的空襲。空襲常常一連持續三個小時，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他法。”
正如董憲光所說，在霧季，重慶可以鬆一口氣，沒有霧的日子，而對日軍一次次猛烈的空襲，重慶除了承受別無任何辦法。轟炸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員不僅不能正常地工作生活，就連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當霧可以成為生命的保障時，大家能不喜盼霧的到來嗎？
作家李又寧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在張家花園的時候，生活在空襲的陰影下。眾所周知，重慶是霧城。霧重或下雨的日子，敵機不會來；晴空或月夜，則反。因此，天氣不好，人們比較心寬；天氣好，心情沉重。”當時重慶的人們包括作家在內都是這樣的心態。
滄一來到重慶就很有感慨：“自七七事變以來，我國的重要的城市，幾乎都遭到了敵人的鐵鳥光顧。隻有這重慶，在經年的多霧的萬山叢中，市民至今還浸融在和平的氛圍裏，度著閑適的生活。無怪一般逃難來川的朋友們，一見而就驚異地說：‘你看，四川人的鎮靜多麼有功夫！前線戰鬥得那樣激烈，戰區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種情形，無論誰見了都要感動的流出眼淚！就是在後方的武漢、長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無日不在空襲警報中過著緊張的生活。然而一人夔門，正如進了桃花源一樣，什麼事都平靜下來了……’”
在重慶生活的思紅也對霧的到來表示了渴望和讚頌：“重慶最有名的霧罩，這兒天應時光臨了，永遠昏昏沉沉的，抬頭看不見青天白日，俗語說：‘夏日可畏，冬日可愛。’重慶夏天的炎威，特別是今年，真曬得厲害極了。現在到了冬季，不要說‘負爆獻枕’根本談不到，簡直自朝至暮誰也沒有見過那太陽究竟從什麼地方升起來，什麼地方落下去，這樣悶人的環境，豈不叫人掃興？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興高采烈，歡迎那厚重的霧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得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飛機到重慶在上空盤旋了半天，始終找不到機場，竟飛到了成都才停了下來，那樣的糊裏糊塗，更加歡迎。究竟這種難得的天然消極防空設備，千載一時，豈能錯過利用的機會。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慶的人不知為什麼愈疏散愈多，馬路上摩肩接踵，推不完，擠不開；一天到晚，無時無刻不像戲院門口散場一般。最近受霧罩的吸引，情形更緊張了，大概這些人靠霧罩保險，自以為領過了安全證，名為疏散，暗實集中，重慶的人口密度怕離飽和量不遠了。”
顧夢五談到重慶的空襲情形時說道：“科學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發揮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學的猛攻。盆地氣候的濕熱，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霧籠罩著，大抵再過一個月，重慶城便要沒入彌漫的白霧中，而日軍空襲也相當的困難吧！”
凱劄記述了1940年元旦重慶的情形，盡管這年夏天，重慶遭受了日機的猛烈轟炸。但到冬季，重慶終於恢複了活力。元旦熱鬧非凡。有舞獅子的、要龍燈的、有體育遊行等等各種活動。“將近傍晚的時候，人行道上站滿了男女老幼，尤其婦孺們。因為有天然的防空網（濃霧），四鄉趕來看熱鬧的人特多。”熱鬧的場麵一直持續了整整3天，這樣的情形自民國以來在重慶還從未有過。
看來因為有濃霧的保護，大家都安心地盡情投入到各種活動當中。作家們也是如此，在日軍轟炸最瘋狂的時候，大家都四散到鄉下躲命，霧季到來時，才集中到城裏，安心寫作和參加“文協”的各種活動。
老舍回憶在重慶的生活時說道：“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有時候時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轟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於一兩架，自曉至夜地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者睡得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裏我沒法子寫作。於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必須預備下鄉。”老舍的很多文章、戲劇，包括他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都是在霧季寫成的。
巴金認為，他能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他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的“疲勞轟炸”。雖然誇口說“身經百戰”，卻沒嚐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說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巴金的《寒夜》也是在霧季到來時開始動筆的。
不單老舍、巴金如此，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是在霧季完成了他們絕大部分的作品。40年代在文學史上被公認是中國長篇小說繁榮昌盛的時期，實際上，重慶的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假如作家們一直像抗戰初在上海、南京、武漢那樣，整天躲躲藏藏，又怎麼能靜下心來構思，安下心來寫作呢？這也許是為什麼抗戰初期幾乎沒有長篇小說問世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