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的師生們大都擁有良好的傳統文化的積蘊，阿時又與當時世界上的先鋒文學思潮保持著緊密聯係，他們代表著學院派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聯大八年，教授們在艱難的學術環境下，無論是研究還是創作，都碩果累累，成績斐然。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破壞了學校寧靜的環境和正常的教學秩序，卻沒有打斷知識的傳承。老師們依然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界的傳薪者。穆旦、杜運燮、鄭敏、王佐良、汪曾棋等等，都是在大師們的熏陶下，在昆明度過了精神和學問養成的黃金時期，開始走上文學之路，逐漸成長為詩人、小說家，為中國現代文學留下了大量經典之作。
西南聯大的校園文學活動一直非常活躍，最早成立的學生文學社團是位於蒙自的南湖詩社。南湖詩社的發起者是學生劉兆吉和向長清，他們都是詩歌愛好者。蒙自美麗的自然風光觸動了詩人敏銳的心靈，在1938年，懷著對文學的美好期待，他們成立了南湖詩社，並邀請了聞一多、朱自清兩位先生作指導教師。詩社的成立吸引了不少詩歌愛好者，穆旦、趙瑞蕻、劉綬鬆、周定一等都是詩社的成員。南湖詩社在蒙自出版了名為《南湖詩刊》的壁報，從那時起，西南聯大的校園文學活動就一直持續不斷。
從蒙自回到昆明之後，文法學院的學生們成立了大規模的學生社團群社。此後在群社文藝小組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冬青社”。冬青社是聯大學生社團中活動時間最長的一個。從1940年建立，一直延續到1946年聯大結束。冬青社的成員有林元、蕭荻、王凝、馬西林、劉北汜、劉博禹、蕭珊、汪曾祺、張定華、巫寧坤、穆旦、馬爾俄等。他們聘請聞一多、馮至、卞之琳、李廣田等教授為導師。
冬青社出版過壁報《冬青雜文》，此後成員的習作越來越多，先後出版了《冬青文抄》、《冬青詩抄》、《冬青小說抄》、《冬青散文抄》，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冬青社多次組織別開生麵的詩歌朗誦會，他們不但朗誦自己的作品，還朗誦校外詩人們的作品；不但用普通話朗誦，還采用廣東話、英語、法語、俄語等語言朗誦。他們還邀請朱自清、李廣田、卞之琳等為學生們發表專題演講。正是在這樣濃厚的文學氛圍之中，培養了學生們的文學思想，確立了他們各自的藝術追求。他們的作品也由學生的“習作”逐步成長為真正的文學作品。
此外，還有一個最集中、最重要的刊物——創辦於1942年的刊物《文聚》。《文聚》誕生之初，就宣稱要做一個“純文學”的刊物，他們不是反對抗戰的宣傳，而是覺得“當時的有些文學作品藝術性不強，特別是有些詩歌，就隻有‘衝呀’、‘殺呀’的口號。這在抗戰初期，是起過動員民眾的曆史作用的，到了抗戰中後期，光是口號就不行了。我們認為應有藝術性較強的文學，再說人們的精神生活也需要藝術滋養”。“於是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則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政治性和藝術性統一的前提下，《文聚》更偏重於對藝術性的追求，即“一種美，一種理想和藝術統一的美，一種生活的美，一種美的生活”。《文聚》1942年出版，“創刊號的全部文章奠定了後來《文聚》的風格”。放在創刊號“頭條”的是穆旦的詩《讚美》，剛一出版就受到不少讀者的稱讚。此外發表的詩歌還有杜運燮的《滇緬公路》，羅寄一的《一月一日》、《角度》和陳時的散文詩，都是西方現代詩歌的詩風。而這一期發表的小說有汪曾祺的小說《待車》，這是一篇受西方現代小說影響較大的作品，時空跳躍，淡化情節，沒有故事，沒有“人物”，采用意識流手法。
在聯大學生的創作活動中，取得成就最明顯的應該是詩歌領域。“作為中國文化的精英，聯大師生以其開放的視野、前驅的意識和巨大的涵容性，在與大西北遙遙相對的大西南一隅掀起了中國新詩史上的現代主義的‘中興’運動。”一批青年學生，在既是著名學者又是詩人的聞一多、朱自清、馮至、卞之琳、燕卜蓀的推動下，帶著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熱情和好奇，認真地咀嚼和鑽研著現代主義詩歌的每一種技巧和細節，並致力於實踐出屬於自己的現代主義詩歌。“若把‘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喻為‘中國新詩的搖籃’，則此時的西南聯大同樣可以比喻為振興並發展中國現代詩的新墾地。”
聯大學生對現代主義的接觸最早來自於英國籍教師威廉·燕卜蓀。那時學生們正苦於缺乏學習的榜樣，“當時新月派詩的盛時已過，他們也不喜歡那種缺乏生氣的後浪漫主義詩風”，他們也不滿足於像寫抗戰詩歌一樣寫詩。因此當燕卜蓀在課堂上教他們讀艾略特的《昔魯弗洛克的情歌》、奧登的《西班牙，1937》和十四行詩的時候，引起了青年學生們的極大興趣。他們非常激動，驚奇地發現：“原來還有這樣的新的題材和技巧！”雖然學生們對他講的不甚了然，“但是無形中我們在吸收著一種新的詩”。被觸動和熏染的學生們就根據自己的興趣，尋找自己精神追求與文學理想的契合點，沿著現代主義的路開始了他們的詩歌創作。
厚重的學術氛圍，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給了師生們靜下心來，從容思考的保證。沉潛於對生命的探詢和思索是這一時期聯大作家群晟突出的特色。
聯大教授馮至創作於這一時期的《十四行集》和《伍子胥》就是他對生命反複體驗的結晶。他的《十四行集》沒有了早期作品中的單純，減少了純淨的抒情，而增添了一些哲理的意蘊。這些哲理的意蘊不是產生於某種哲學或者某種文化，而是來自詩人自身的生命的體驗。馮至的生命體驗是在擺脫了城市的喧囂之後，在與大自然對話的過程中完成的。在這裏，鼠曲草於默默中成就生死，在否定中完成生命的偉大；在狂風暴雨中，“我們”是這樣的孤單，隻有微弱的燈光能證實“生命的暫住”……
生命是個人獨有的，每個人的生命形態不同，自然獲得的感受也會不同。如果說馮至對生命的思索還帶有冷靜的思考，他的抒情方式還多多少少承接了中國傳統的抒情手法，那麼穆旦的生命體驗就給了我們截然不同的感受。
在穆旦的作品中包含著一種躁動不安的生命意識，他的思想中糾結著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詩人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全部痛苦和矛盾。穆旦討厭“平衡”的感覺，他認為“平衡，毒戕我們每一個衝動”，“而智慧使我們懦弱無能”。在穆旦看來，生命是虛無的，世界是荒謬的，人的生命不過是不斷流逝的“流沙”，永遠無法擺脫的，是“一個更緊的死亡追在後頭”（《從空虛到充實》）。所謂的信仰、所有的冠冕堂皇美麗的理想，都無關緊要。如果說“旗”在綠原的筆下象征著“自由與正義”，而在穆旦這裏，“旗”顯然與大眾拉開了距離，它“在高空飄揚”，“我們都在下麵”，“旗”成了一個蠱惑大眾的理由，成了被人利用的手段，當我們茫然時，“資本家和地主拉你來解釋，/用你來取得眾人的和平”（《旗》）。穆旦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但他是在對中國現實體驗的基礎上接受西方哲學的。他認為生命的虛無和荒謬不代表著就要放棄生命，也不代表著在現實中退縮。他告訴人們，生命的意義，最重要的在於“活下去”：“活下去，在這片危險的土地上”（《活下去》），活在犬牙交錯危機四伏的人生現實之中，在洞穿生命的空虛和荒謬之後，在“希望、幻滅、希望，再活下去”中繼續完成生命的曆程。
抗戰的文學不是西南聯大師生文學活動的主要成績，但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上同樣重要的一翼。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對於有關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學的研究，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重慶和桂林。同樣作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化中心，對雲南更多地隻是作了史實上的梳理，而忽略了從文化的角度對以昆明為中心的文學圈進行闡釋。因此，我們希望通過對重慶複旦大學校園文學活動和昆明西南聯大校園文學活動的比較，引起學者們對大後方文學文化格局的重新思考。
§§第五章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巴”“蜀”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