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的思想對重慶複旦大學的青年作家們起著非常巨大的影響，他們認胡風為“詩宗”，在他們的心中，《七月》是神聖的，胡風則是真正的文學權威。
1938年1月，重慶複旦大學的學生成立了文種社，他們宣稱“沒有忘記時代所給予的偉大的指示”，“唯其不是專門以研究純文學為範圍的刊物”，“願意聽見現階段神聖的民族抗戰的種種聲音，尤其歡迎關於目前青年本身實際問題的種種文字”，文種社的成立拉開了複旦大學學子們宣傳抗日，爭取民主自由的序幕。《文種》一成立就得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支持。在抗戰救國的旗幟下，他們配合文協“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文章出國”的號召，積極宣傳抗戰。
1938年12月成立的抗戰文藝習作會是複旦大學在重慶期間最大的學生文藝團體，會員最多的時候超過了80人，大型壁報《抗戰文藝》是他們的主要陣地。他們聘請胡風和靳以為指導教授，組織會員閱讀進步文學作品，展開進步文學理論的討論。他們還開展多種多樣的抗戰宣傳活動，編輯校外壁報、組織演劇隊，走上街頭，深入到農村、礦區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
1940年冬，複旦大學學生姚奔發起主持了巨型壁報《文藝墾地》，它一貼出就“一方麵引起愛好文藝的同學們注意，同時引起特務學生的注意”，皖南事變後，姚奔被列入特務的黑名單，避到育才學校。兩月後回到複旦大學，又向校內師生發起成立了詩墾地社。詩墾地社的活動得到了胡風及《七月》和《希望》的作者路翎、阿壟等的大力支持。一群年輕的作家，鄒荻帆、翼汸、綠原、曾卓……圍繞著《詩墾地》努力耕耘，繼續探索和發展著《七月》之外的七月文學精神。他們編輯的《詩墾地》被認為“是《七月》停刊後，‘七月詩派’的一塊重要陣地”，無論是從作者群的構成還是作品的風格追求上看，《詩墾地》都可以說是《七月》的一種繼續。他們都具有七月派作家社會批判性詩歌的共同特征，即：控訴專製統治的黑暗，呼喚民主與自由，揭露社會的不公和腐敗，倡導對抗和複仇。《詩墾地》詩人群創作的豐厚作品最能代表複旦大學校園詩歌的整體成績，他們也以他們的實力奠定了複旦大學校園詩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地位。
抗日救國的號召，激起了青年詩人們民族鬥爭的激情和憂憤。宣傳抗日、複興民族是時代給青年詩人們的呼喚。“滿懷世紀悲憤”的鄒荻帆“用淚水潤著喉嚨，/低唱著‘祖國嗬……’”（《江邊》），《投給武漢》是關於時代和家園冉抒情，詩人傾吐著對於受難家鄉的深切的關懷和對侵略者的滿腔仇恨。翼汸的《躍動的夜》描繪了一幅幅激動人心的抗戰生活場麵，讓人們在黑夜中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躍動和不屈的抗爭，以及昂然向上的力量。戰爭凝聚起了全民族的力量，但是中國所麵對的苦難不隻是來自被強加在頭上的戰爭，最大的苦難卻來自中國人自己。對中國的封建專製統治的討伐，對腐朽黑暗的社會製度的痛斥，是詩人們的又一主題。翼汸在他的詩中抨擊虛假的關於自由的宣傳，諷刺為官者“還政於民”的謊言。化鐵則直言不諱地指斥社會的不公正：“一個警察就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城市底呼喊》），而一個農夫的生活卻布滿了艱辛，“人們就在那裏用他的理想和他的武力，/耕耘著這片土地”（《旅行》）。綠原則告別了過去天真的“童話”，對血淋淋的人生有了重新的認識：“為什麼人快是一架骷髏了、還要割下滴不出血的皮肉/去補人家的膿瘡呢？”（《虛偽的春天》）
除此之外，生存的困境是每一個人不得不麵對的挑戰，在複旦大學作家群的筆下，對生存的渴求顯得尤為突出。詩人們關注人們的現實生存狀態，關注那些在生活漩渦中掙紮的普通民眾。戰爭給人的基本生存帶來嚴重的威脅。尤其在重慶，物價的瘋漲本來就讓人們生活得非常艱難，日本的飛機時不時還要來轟炸，每個人都在顛沛流離中承受生活的煎熬。掙紮、擺脫令人窒息的社會和苦痛的生活的渴望，讓這一時期的作品帶有一種野性的衝擊力。化鐵的《船夫們》充斥著奮力掙紮的決絕，他們身上仿佛有種“奇跡的力”、“不屈的意誌”，要擺脫生活的壓迫和所有的苦難。而綠原筆下則常常出現最為正人君子所鄙夷不屑的失業者、流浪漢、叛變的傭兵、私奔的童養媳以及流氓和小偷。他們被擠壓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被社會逼到退無可退的角落，他們不相信什麼崇高理想，獲得生存的空間才是他們的追求。這些人的精神氣質中充滿反叛精神，這種反叛、奮然而起的姿態恰恰是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所缺乏的。翼汸曾描寫過狂放的酒徒作為自己的形象，他說“現在我是一個酒徒”，醉也是人生的一種姿態，酒徒也可以是一位敢於反叛世俗社會的熱血英雄。綠原也認為人生應該“活潑如鷹，勇敢似熊”，而不是麵對浩瀚的星空做空洞的想象。
重慶複旦大學師生的文學創作更直接地體現了現實的關懷和憂患，毋庸諱言，由於其創作活動具有鮮明的目的性、戰鬥性，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粗糙、簡單的毛病。相比較而言，遠在雲南高原的西南聯大師生的文學創作則更多地注重對於生命的關注，其作品也就顯得更從容、深沉、耐人尋味。如果說，重慶複旦大學的以政治為中心的校園文學活動體現了作家們對人的生存意識的關照，那麼昆明西南聯大的校園文學活動就更多地呈現了作家們對於人的生命的思索。
三
西南聯大成立於1938年，由西遷入滇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高校組成。隨著西南聯合大學的建立，眾多學識淵博的學者和文化人也紛紛雲集昆明，他們中有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吳宓、馮至、李廣田、浦江清、馮友蘭、卞之琳、陳詮、金嶽霖、施蟄存、陳夢家、雷海宗、潘光旦、陳岱孫、周培源、葉公超、吳晗、楚圖南、吳文藻、餘冠英、陳省身、羅常培、尚鉞、聞家駟等等，長長的教授名單涵蓋了中國文化界的重要成員。
雲南地處中國的西南邊疆，周圍群山環抱，長久以來與中原地區溝通較少，盡管它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迷人的自然風光，但是在中國其他地區的人眼中，雲南是一個遼遠的蠻荒之地——雲南不僅是地域上的邊疆，也是文化上的落後之地。西南聯大到來之後，這裏卻一下子文運大開，迎來了這麼多博學鴻儒，真是極盡一時之盛。
抗戰時期的雲南，盡管也屑於國民黨統治區範圍，但它真正的統治者是被稱為“雲南王”的龍雲。龍雲在1929年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雲南省主席，他掌握雲南一省的軍政後，保持著比較完整的地方統治色彩。軍事上有獨立的滇軍，經濟上有自己發行的滇幣。抗戰之前，國民政府對地方政權的控製沒有能夠滲透雲南，雲南政府在抵製國民政府的經濟介入與控製的同時，也極力抵製國民政府的政治滲透和軍事控製雲南，因此雲南一直保持著自己相對獨立的發展。作為雲南省主席的龍雲盡管對於國民政府並非真正的心悅誠服，可是在國家民族大義麵前，卻非常識大體，顧大局。抗戰爆發以後，他積極協助興修滇緬公路，隻要是對於抗戰、對於國家和民族獨立有利的事他都竭力支持。所以在抗日戰爭時期，雲南能夠敞開胸懷，無私地接待前來投奔的大批的學校和各級政府機關。
雲南遠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王國，政治、經濟也較國統區其他地區穩定，環境相對鬆弛。昆明不是重慶，國民黨的書報審查製度不能在這裏橫行無忌；昆明也不是延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的理想，離它同樣非常的遙遠。昆明遠離當時兩大意識形態的中心，任何政黨的意識形態控製都難以徹底滲透和進入。雲南政府與國民黨中央政府既協調又對抗的關係，為西南聯大師生自由的精神活動提供了有利的保證。
在戰爭的大環境下，昆明的生活也並不比別的城市輕鬆。尤其是在聯大師生們到昆明不久，就碰上了通貨膨脹。物價劇烈上漲，教師薪金增加的速度遠遠比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原本就窘迫的生活更加捉襟見肘。西南聯合大學經濟係教授楊西盂在戰後寫過一篇《幾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對當時教授們的生存狀態做了一番描述：“在抗戰後期大學教授以戰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怎樣維持他們和他們家庭的生活呢？這就需要描述怎樣消耗早先的儲蓄，典賣衣服以及書籍，賣稿賣文、營養不足、衰弱、疾病、兒女天亡等等現象。換句話說，經常的收入不足，隻有消蝕資本，而最後的資本隻有健康和生命。”盡管生活困難，可是昆明遠離戰場，較少受到戰爭的衝擊。對於苦難，聯大師生們能夠保持著一種有距離的姿態。這無疑有利於他們將苦難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考，這種思考真實地體現了聯大作家群的生命意識，並反映在了他們的創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