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老鼠對於《寒夜》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它的作用不在於提供了具體的或者是具有象征性的意象，重要的是使我們從中窺探出抗戰期同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和作品的悲涼特色。
《寒夜》中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完全基於巴金的生存現實，因為巴金在抗戰期間看見了太多太多像汪文宣那樣的人物；也完全基於巴金自己當時的生存體驗。可以說《寒夜》既是巴金的藝術品，又是他的生存現實。巴金曾說過：“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新修複的‘大樓’。我的四周的建築物，街道，入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些。汪文宣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的道路（我由於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於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在戰時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小說裏的描寫並沒有一點誇張。我隻寫真實，而且也隻能寫真實……有一段長時期汪文宣那樣的命運像一團黑影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我沒有屈服。我寫《寒夜》，也是在進行鬥爭，我為著自己的生存在掙紮。我並沒有把握取得勝利，但是我知道要是鬆一口氣放棄了鬥爭，我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說句心裏話，寫了這本小說，我首先挽救了我自己。”
巴金的這段話明顯告訴我們他的創作是立足生存的現實主義。因而，巴金對其主人公的感情不是事不關己的“憫”，而是與人與己的“悲”，一種博大的人道情懷滲透在字裏行間，一種悲涼的美學風格籠罩在作品當中。
由此可看出戰時生存現實對於巴金小說創作的重要性。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長篇累牘從鼠和豬談到作家生存境況，因為這些是解讀包括巴金在內的所有作家抗戰時期作品的一把非常關鍵的鑰匙，也是我們了解作家創作手法和風格在抗戰時期發生較大變化的重要原因。在《憩園》及同期的其他作品中，巴金對於小人物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他悲憫所有和自己一樣正在遭受災難和不幸的小人物，這不是簡單的憐憫，而是對於個人（尤其是凡人、小人物）在悲慘的曆史和時代麵前無可奈何處境的深思和悲痛，展示普通人的遭遇，揭示人的主題。這正表明中國現代文學在關注人性方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可以說，巴金在這時候的創作中所選取的主人公較以前有所不同，他不再青睞那些有遠大追求、理想的英雄們，而更關注平凡的小人物、小事情。這一點在《憩園》中，通過姚國棟和他的太太多次論述作家黎先生的作品來反複展示。作家黎先生和姚國棟一碰麵時，他的朋友姚先生就問他：“你怎麼盡寫些小人小事呢？”他的朋友接著說：“我也要寫小說，我卻要寫些驚天動地的壯劇，英雄烈士的偉績。”而黎先生對此的回答是含糊並不以為然。姚太太看了黎先生在《憩園》中寫的小說而感動得哭了，姚國棟批評他的作家朋友黎先生小說：“第一，小人小事；第二，悲劇。這兩樣都不合我的口味。”事實上，姚國棟和巴金對於創作的不同態度正是巴金抗戰前後創作態度和創作手法變化的體現。
創作態度和創作手法同樣發生變化的還有張恨水，這位二三十年代早已成名的言情大家在抗戰時期轉而關注下層知識分子和貧民的生存境況。前而我們曾提到他滿懷悲憫之情所寫的“賤鄰”張嫂；他曾撰文關心過臨江門大火中喪命的貧苦人；他曾經留下《誰還關心窮人》的文章；他也曾借教授的口說：“太太出去砍柴，兒子去挑水，也就不足為奇，難道這世界上砍柴挑水的事，是固定著一班人擔任的嗎？”（《傲霜花》）不論是他小品文《山窗小品》，雜文《最後關頭》、《上下古今談》，還是他的小說《巴山夜雨》、《魍魎世界》、《紙醉金迷》、《八十一夢》、《傲霜花》，都極力展示文人和下層人民的苦難生存境況，字裏行間透出淒涼的基調和悲憫的人道情懷。
冰心二三十年代以她的愛的哲學、抒情化的小詩而聞名。冰心寫了一係列描繪女性的小說《關於女人》，其中最能體現冰心這段生活實際情形的是《我的學生》。我的學生s是外交官的女兒，在澳洲留過學，結婚後習慣過著西方歐美式的生括，喜歡交際、跳舞。抗日戰爭爆發後，s毅然跟隨著丈夫到了大後方，過起了節衣縮食、艱苦樸素的生活。S自己動手蓋房子，打家具，做成鴨蛋和泡菜，在溪邊的流水裏洗衣服，補襪子，還自己開墾了菜園，種上了辣椒、西紅柿、豆角、黃瓜、茄子，又自己喂養了雞、羊、犬、貓、白兔、鬆鼠。S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從早到晚操勞家務；她樂於助人，丈夫同事的太太得了盲腸炎，她義務照顧並為其無償獻血。後因營養不足，操勞過度，患上了黍形結核症。這種不治之症，奪去了這個美麗、年輕而富有活力的生命。
冰心對主人公S充滿了讚賞之情。有人認為，《關於女人》係列作品是冰心讚同婦女向傳統道德回歸的表現。事實上，這正是冰心創作轉變為生存現實主義的體現。冰心一家在歌樂山下過著貧病困苦的生活，在艱苦的時代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存是他們最大的目標。其實冰心對S的讚賞，也是對自身生存生活的一種肯定。冰心自己也曾為吳文藻和整個家庭默默地操勞奉獻，她也和S一樣，養豬，養雞，種蔬菜。不僅是冰心，眾多才女們的普遍生存現實就是如此。林徽音和丈夫梁思成住在重慶，她默默地做各種事情，也包括養豬、養雞、種菜，為的就是維持一家人的生存；《胡風回憶錄》裏，多處提到梅誌為支撐一家人的生活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張恨水的文章和回憶錄中也多次記載妻子養豬、種菜的事。
由此可見，冰心的創作完全是基於當時的生存現實。因而有研究者認為，《關於女人》標誌著冰心“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藝術表現手法的變化與純熟”。
抗戰時期，田濤的生括也很艱難，老舍曾經救濟過他。他本是京派的後起之秀，追求詩意的田園風光，然而他最終成了以冷靜、客觀描述苦難見長的生存現實派作家。他的《災魂》、《饑餓》，以及長篇小說《沃土》等，以一種幾乎純客觀的描述，展示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普通人在抗戰時期艱難的生存現實。他的小說《希望》展示了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毫無出路、毫無前途的悲涼境遇。田濤把“一種悲天憫人般的博大的‘同情’的力量貫注在作品的字裏行間，他把有關‘人’的命運本質的問題，通過表現於戰爭中個人、家庭、民族渾然一體的‘苦難’，樸素而真切地揭示出來，從而產生了一種超越作者藝術表現能力的永久的藝術魅力”。
戲劇家陳瘦竹中篇小說《聲價》則是最典型地濃縮了知識分子抗戰時期真實的生活過程。小說從王大成隨同機關一起疏散到鄉下寫起，剛一到瀘縣，王大成他們覺得瀘縣什麼都便宜，當地人都敬畏他們。當地的鄉紳，也是王大成的房東周恕齋夫婦盤算他一個月120元工資，一年就可掙得1440元，合144擔穀子，於是用盡手段，把自己的二女兒嫁與王大成。可是物價飛漲，王大成的工資急速貶值，周家覺得自己做了一樁虧本生意，王大成也越來越受到周恕齋夫婦的冷眼、鄙視、為難。王大成戒掉煙、酒，自己挑水、幹活，幾乎成了周家的傭仆，然而這讓勢利的周家更瞧不起他。王大成有感於這一切變化，寫了小說《聲價》。他最後還是不堪周家的虐待，選擇了孤獨離去。小說中，知識分子生存現狀透過周家的勢利眼來描繪，更讓人感到一種徹透心骨的悲涼。
對生存現實主義創作來說，關注人的細微的生存現實自然要勝於空洞的道德或者政治說教。在抗戰初期以及之前甚至當今的戰爭題材小說中，作家筆下會常常出現這樣一個情節：小孩的父母或者親人被炸死了，小孩拿起刀槍說，他長大了也要殺日本鬼子，殺敵人。當然，並不是說這種情節的出現完全不可能，但是小孩麵對屍骨，麵對饑餓，不可能隻表現出一種超脫的聖賢姿態吧？這是塑造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聖英雄形象的極端體現，因而有很多人由此認為中國的戰爭題材小說完全是脫離了人道和人性。
而我們看抗戰時期生存現實主義作家關於此類情節的處理，就可發現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列躬射的《吃了一頓白米飯》，就展示了抗戰時期孩子們的真實心態和想法。作家林雨一家常常是連滿是稗子碎石的平價米都很難買到，大人餓得慌，最小的孩子也沒奶吃。一次偶然機會，林先生的同鄉——個印書局的經理邀請他們一家人去吃飯，孩子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了什麼是白米飯什麼是肉。回家後，孩子們念念不忘這頓有肉的白米飯，媽媽安慰孩子們說，打完鬼子，有白米飯，有雞肉，有豬肉，吃不完的；有花生，有糖糖，什麼都有。孩子們很高興，叫著要打日本鬼子，打漢奸，“打完了鬼子好吃白米飯格”。高興地唱起他們的歌謠：“天老爺，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不下雨，吃泥巴。”爸爸更正說：“你想吃白米飯嗎？下了雨，我們也吃不到白米飯，要唱：天老爺，快打日本鬼。保佑娃娃吃白米！不打日本鬼，吃泥巴。”孩子們就很高興地唱起來，大孩子春明就問他爸爸什麼時候打完日本鬼，他爸爸窘迫地回答說，他也不知道。春明失望地坐在板凳上，沉默了許久，接著問他爸爸：“那今天請我們吃飯的黃經理，他們打完了日本鬼子了嗎？他們為什麼有白米飯吃？爸爸媽媽都說打完日本鬼子吃白米飯格。”他爸爸媽媽就解釋說，黃經理做生意，賺大錢，所以就買得起白米吃。春明就把歌謠改了唱道：“天老爺，快做生意，保佑娃娃吃白米。不快做生意，吃泥巴。”“爸爸渾身透過一陣顫抖，緊緊抱住春明，問：‘你要做生意還是打日本鬼？’”春明回答說，他要做生意，因為做生意吃白米飯呀，吃得胖胖的不生病。小說的結尾，“沉默的媽媽忽然流下眼淚：乖乖，可憐你不是做生意的人的孩子呀……”這篇小說，寫小孩子的言行，讓人覺得幼稚可笑，但在這背後隱藏了太多的沉重與悲涼。小孩子簡單幼稚的言行，卻揭示出直逼心靈深處的事實：人首先要生存。
抗戰時期，作家以及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被拋入社會的底層，他們的思索自然無法繞開苦難的生存現實，誠如巴金所說：文學創作“也是在進行鬥爭”，是“為著自己的生存在掙紮”，這正是體現著“渝派文學”創作特色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由此可見“渝派文學”和“京派”、“海派”以及以前的文學相比，更多展示了對人的生存關懷，更具有一種博大的人道情懷和悲涼的美學風格，集中展示了中國20世紀文學的實績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