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的自殺在當時文人間引起強烈震撼！在戰時的渝地，作家體會到前所未有的悲涼與淒苦。他們沒有了固定的豐厚的經濟來源，自保已屬不易，更何況大部分都是拖家帶雛，養家糊口之艱辛可想而知。此外，作家在精神上承受的壓力遠比一般人更多更重。生活的貧苦和輾轉流徙，精神的緊張和巨大壓力，使他們承受著雙重的摧殘。“貧”和“病”成為寄居在作家身上的孿生兄弟。如老舍所說：“忙而疲，由疲而病；平價米的一些養分顯然是不夠支持這部原本不強健的軀體的。”無數作家於貧病中艱難度日，更有不堪於此而喪失性命。洪深全家陷於貧病而選擇自殺；冰心和吳文藻兩人也常在貧病中度日；老舍患貧血頭暈，還割過盲腸；1938年，原本就患肺病的葉紫在抗戰流浪的貧苦生活中病情加劇，逝世於老家益陽；1939年，王劄錫作為慰問團團長奔赴抗日前線，途中因病逝於洛陽；1941年，著名作家許地山病逝於香港；1942年，富有才華的女作家蕭紅病逝於香港；1942年，陳獨秀病逝於江津；1943年，作家萬迪鶴病逝於重慶；1944年，王魯彥因肺病逝於桂林；著名音樂家張曙、劇人江村、導演盂斧先後病逝於重慶。文人倒下最重要的原因是窮，萬迪鶴去世後，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萬迪鶴身後蕭條，郭沫若等捐安葬費，並擬發起捐助遺族”的報道；江村死後《新華日報》也報道說：“劇人江村之死，據說最大原因是窮。”如上所述，窮，加之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原本貧弱的文人就很容易患病，而患病又沒錢醫治，不得不帶病做事來緩解貧困的生活，勞累使得病情加重，以致慘死，形成“貧”、“累”、“病”三者的惡性循環。抗戰中三種病最為流行：盲腸炎、瘧疾和肺病。老舍在文章中就寫到：“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裏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人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隻好很快地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最致命的是肺病，它似乎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因此可稱為典型的“知識分子病”。這病當時醫治代價高，也很難治愈，被稱為“富貴病”，很多人因此而葬送性命。
與當時的物價和實際生活水平相比，作家的稿酬低得可憐。文協和廣大作家曾發起“千字鬥米”運動，號召社會各界援助貧病作家，呼籲保障作家生活。大多數文人和作家的生存真成了問題，這在以前根本無法想象。
這是少得無可再少的估計，約合二百九十六元，而衣鞋醫藥並不在內。若養上個四口之家（不敢八口），再須添上三百元（最少），是賣五百元一千字，就要蝕老本蝕得哭了。
張恨水的這份算計裏，飲食欄中沒有提到肉，但紙煙和茶葉是必需品，盡管都是中等貨。不少作家嗜好抽煙、喝酒、飲茶，因為它們常常伴著作家讀書、寫作以及才思和靈感的迸發。對文人來說，煙、酒、茶成為他們難以割舍的情懷，一旦失去煙、酒、茶，他們的讀書、創作都將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寧願自己吃得差些，穿得破爛些，不到窮途末路、萬不得已，絕不肯與這些嗜好絕交。然而，貧病的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吳組緗專門寫文章《煙》，記載了他吸煙之嗜好受到貧苦生活威脅，戒煙難受的情形。老舍曾寫了《關於何容先生的戒煙》：何容先生抽煙的規格一再降低，但貧窮的生活還是不能夠承受，他換抽煙鬥、土煙，最終還是沒能戒掉煙，他隻好吃最簡單的、住最差的地方。因為，沒有煙，他就沒辦法寫作，沒辦法活下去。而老舍自己則是因為貧病的生活，硬撐著戒掉煙、酒、茶。他在《多鼠宅雜談》中記載了他戒煙的情形。抽煙是他幾十年的嗜好，而且與老舍的創作密切關聯，當老舍被迫戒掉煙後，他的創作大受影響：“今天已是第六天了，我還撐著呢！長篇小說沒法子繼續寫下去；誰管它！除非有人來說：我每天進你一包‘駱駝’，或廿支‘華福’，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我想我大概不會向”人頭狗“和”長刀“什麼的投降的！”戒了煙，老舍的日子還是很貧苦，還有什麼可以戒的呢？前麵已經說過，老舍已經不用戒葷，剩下最後一個嗜好就是茶。酒和煙對身體有害，戒掉它們既省錢又利於身體，可茶葉並非有害於身體，然而貧苦的生活卻不得不讓老舍把這最後的嗜好也放棄掉。他在文章中寫道：“我既已戒了煙、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幾種，爽性快快地死了倒也幹脆……我不知道戒了茶還怎樣活著，和幹嗎活著。但是，不管我願意不願意，近來茶價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雞皮疙瘩……恐怕呀，茶也得戒！我想，在戒丁茶以後，我大概就有資格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兒，別把罪受夠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須戒！”他由此感歎說：“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可文人的身體並不和牛一樣壯，怎麼辦呢？”
對於作家們來說，最難以忍受的莫過於因生活所迫而賣掉自己心愛的藝術品或者藏書了。流落北碚的女作家趙清閣目睹了幾個親密的朋友左明、朱芳雲、舒暢因貧病而死，她就格外當心自己的身體。趙清閣一向身體孱弱，肺病一直威脅著她，甚至有奪去她生命的可能。據第一次見到她的友人記述：“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她的臉色蒼白似紙。這種蒼白的臉色，會令關心她的人，為她的健康而擔憂。”而一個流落在異鄉的女子又能怎樣維持自己多病的生活呢？“四個月來，我全靠拍賣舊書物而支撐著這病後的生活！”她最後拍賣了自己心愛的琴，事後又常常後悔，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琴（趙清閣《賣琴》）。趙清閣非常熱愛文學藝術，她曾經說：“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還能延續下去的話，我倒願意矢誌終生獻身文藝，永遠學習；永遠努力……”當時確有很多文人，為貧病生活所迫，賤賣自己多年來好不容易收藏起來的書和藝術品。張恨水的作品中記載了大學教授賤價賣掉多年來收藏的珍貴圖書，這是作者身邊的真實生活，讓人心酸。（見《傲霜花》）
文人最寶貴的財富就是精神財富，這也是他們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而精神財富的載體一書或者藝術品是文人們堅守的最後陣地。可是貧病像泛濫的洪水、猖獗的魔鬼一樣毫不費力地摧毀了文人們所堅守的最後的陣地。當失掉這塊最後的陣地，文人也就淪落為和其他人一樣隻為最底層最基本的生存而活著。
事實上，早在二十多年前，魯迅先生在《孔乙己》中就扳具預見性地昭示了落魄文人的悲慘命運。抗戰中，文人正如孔乙己一樣，他們被擠到了各個階層的夾縫中，無法隸屬於任何一個階層。首先，他們中很少有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酒店的掌櫃”一樣，靠經商發財致富，抗戰中從事囤積，經營黃（黃金）白（大米）黑（鴉片）買賣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文人用先前還算富裕的所得投資囤積商品，他們肯定早就發大財了，可惜他們不是這樣的料，而且很多文人曾經尖銳抨擊奸商；其次，他們也不能像魯迅筆下的“短衣幫”一樣，靠出賣自己的勞力來維持生活，在當時，挑夫苦力的收入都比文人可觀，校園的雜役和掃地工比教授薪水多，排版工和印刷工比作家的報酬豐厚，可惜贏弱的文人沒有幹這些事情的力氣；抗戰時期知識分子中更鮮有“走進雅間的長衫人物”，當時的大牌作家老舍就曾經在新年打算中說，“希望能打赤腳走路：坐車太貴，走路省車資而太費鞋襪，鞋襪亦貴物也，故應該練習赤腳走路，百無禁忌”。對於這樣的悲慘命運，田漢悲憤感慨：“殺人無力求人惰，千古傷心文化人。”
作家被拋到社會最底層，對任何作家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災難和不幸。對整個現代文學來說，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國家不幸詩家之大幸”，文學上一貫“幸災樂禍”。中國近現代文學正是在苦難中孕育和發展起來，而抗戰時期是整個中華民族20世紀苦難的集中體現，由此類推，抗戰時期的文學也應該更能集中體現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色。
近代以來，隨著報刊業和教育業的興起與發展。中國的文人有兩個主要生活來源——寫作和教書。寫作的稿酬、教書的薪水在抗戰前都比較可觀，不論是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張恨水，還是胡適、朱自清、聞一多，他們的稿酬或教書的薪水足以使他們維持比較優越的、甚至可以說是“人上人”的生活。然而，抗戰時期這美好的一切都不複存在，日本的侵略與轟炸、戰爭的巨大物資耗費、當局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急劇衰落，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降到最低線，文人作家也混跡於普通的下層民眾中間，過著艱苦貧窮的生活。這種情形不是一人兩人，整個中國的現代作家和文人集體都被拋到社會的底層。這恰恰使作家真正走向了大眾和民間。
從“五四”開始，就提倡作家應該深入民間，和下層民眾相結合。當時作家的生活條件相對比較優越，因而對多數文人和作家來說，他們的走向民間與民眾相結合正如解放後通行的“體驗生活”一樣，隻是感官體驗而已。抗戰伊始，作家們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走向民眾和部隊的運動，然而這更多的是知識分子一腔熱情、一種自我優越感和自我價值感的體現。這時他們憑著先前的積蓄，與貧苦民眾依然差別明顯。
從鼠和豬談起，不僅僅是因為四川的鼠和豬與其他地區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家真正進入到重慶為首的西南腹地，走人了西南的下層大眾和鄉下民間。抗戰時期的作家與以往的文人墨客不同，不是來旅遊觀光，而是來尋求生存。因而以重慶為中心的大西南留在他們作品中的不是浮光掠影的景色、風土、人情、民俗的描摹，而是滲入其血脈中的苦與樂、生與死的真切體驗。
抗戰時期，作家們被拋入最底層的生活中，像普通民眾一樣為著最基本的生存而努力，他們也真正了解了什麼叫做人的苦難生存現實。他們的創作中無法繞開對人的現實生存苦難的關注與思考，因為文學本身就是“人學”，文學的終極目的和意義都應該圍繞著人和人的生存而展開，我們由此可以稱他們這一時期的創作為“生存現實主義”。很顯然，這和前兩個十年作家們對於社會現實的感受大有不同。
“渝派文學”正由於其生存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而顯示出與前兩個十年所不同的審美取向和風格特征。作家自身經曆著淒慘苦難的生活，往往對筆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無限的悲憫。這種悲憫的情懷很顯然和先前很有自我優越感時作家所施舍給小人物的憐憫與同情不同。因為這其中不僅有“憫”，更多是“同為天涯淪落入”的“悲”。“悲”到讓人透心涼，作品也盡顯“悲涼”的美學風格。對人的現實生存的關注，作品所體現出的悲憫人道情懷和悲涼美學風格，正是渝派文學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創作風格。
巴金的小說在二三十年代早已在讀者中引起巨大轟動。不論是他的長篇小說《滅亡》、《新生》，還是他的“愛情三部曲”，抑或是“激流三部曲”之首的《家》，其中雖有一些作品也極力揭示了舊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但我們仍然可以稱他的創作為浪漫主義手法，在這些作品中我們感受最多的是青春的昂揚與浪漫的激情。而閱讀巴金抗戰時期的作品，我們就很難發現這一點。他這一時期的創作是冷靜、客觀的生存現實主義，作品的基調淒冷而叉悲涼。這一點僅從《寒夜》這一題目就可看出。在《寒夜》中，老鼠也有幸並多次進入到巴金這一名作。作品中老鼠的肆虐和汪文宣的怯弱與無奈反複出現，給人一種淒涼悲哀的感覺。老鼠啃地板簡直是在啃食人的心肺，還有那淒涼的“炒米糖開水”叫賣聲簡直是在叫人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