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區域文化角度上來看，郭沫若、巴金承繼的是巴蜀強大的抒情詩傳統，麵李劼人作為巴蜀文人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對巴蜀地域風貌濃厚的探究興趣，並由此接通了巴蜀源遠流長的強調“實錄”的史傳傳統。在四川這塊地域裏，向來就有很興盛的治史之風，其中地方誌的撰寫尤為突出。遠在魏晉時代，蜀人常璩的《華陽國誌》就以注重地域景貌、鄉土風物和民俗風情並以之透視人的精神性格的特征，開創了一種新型的中國曆史體裁。這種獨特的史識眼光和史筆方式，對巴蜀文化的發展和基本質素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方誌曆來被看作是“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無疑，在四川這樣一個遠離中央王權而常為正史所疏漏的“西僻之鄉”，地方誌的修纂就顯得尤為必要，麵愈是地理偏遠、內部風俗殊異，也就愈為方誌的編纂提供了豐富的內容。長久以往，文化的代代相承、層層積澱，在四川就形成了一種表現本鄉本土特殊風貌（曆史地理、風土人情）的“方誌意識”。這種強調文化生態“地方性”的“方誌意識”顯然也深深影響著“土生土長”的李劼人。除了寫小說，李劼人曾積極搜集各類四川方誌，40年代創辦《風土什誌》，自任社長，同時還創辦了《四川時報》副刊《華用國誌》，叉與郭沫若、馬宗融等發起創辦《蜀風》半月刊，這些報紙雜誌都強調對地方風土人情的調查和研究，發表了大量關於四川曆史、地理、民俗、方言的文章。抗戰期間，李劼人撰寫了《中國人之衣食》係列文章43篇，還特別“查考了成都一些史料，寫了約十五萬字的近似地方誌的一篇東西，叫《說成都》”。秉承“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李劼人，正是自覺地將“方誌意識”引入創作之中，因著獨特的人生際遇，積兩三年的努力，寫成了連續性的近代史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這三部長篇囊括了以成都和天回鎮為中心的四川社會自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這十餘年間的人際悲歡、思潮演進和政治風雲。作品以長江大河之勢包容了巴蜀的曆史政治、山川風物和世態民俗，在曆史與現實、自然與社會的縱橫交錯中，探索著社會曆史的麵貌和文化的源流，顯示出舒卷長遠的浩然大氣。
我們知道，李劼人之前的現代曆史小說，大抵有這樣兩類：一種是兼收野史和傳說的正史演義，以封建王朝的興亡為主要內容；一種是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古為今用”型，用曆史的人物加上虛構的情節，使作品有諷刺性和指向性，達到鞭撻現實和教育人民的作用。而李前人既汲取了方域史《華陽國誌》組織嚴謹、係統性強的特點，又借鑒了法國作家左拉的連續性作晶《盧貢一馬卡爾家族》中的自然主義技法，“以身曆者寫近代小說”，將藝術觸角伸向廣闊宏大的社會層麵：新潮伴舊潮的生活形態，死水興微瀾的社會圖景，風雨彙大波的革命浪潮，政治上、經濟上的變革，思想上、生活上的脈動，時代的全貌，都要盡力寫出來。於是，李劼人采用了“焦點透視”結構小說，最大可能地擴大空間範圍，多條情節線縱橫交錯，視點不斷轉換，以共時性的空間敘寫來反映曆時性的社會內容，從而構築了-一個立體的藝術空間。而其中濃鬱的地方特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開闊的曆史視域和宏大的結構製作，使他的長篇曆史小說在30年代的長篇創作中脫穎麵出，開創了“一種以多元視角鳥瞰社會變遷為特征的敘事模式，突出了民間社會的生活場景與曆史意識”。這種新的曆史小說敘事模式主要以其空間性思維特征區別於茅盾的《子夜》模式，以及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模式。例如在《死水微瀾》中，蔡大嫂的性格運動和命運變化是在空間場景的不斷轉換中完成的，並以其活動的有限空間納入了諸多“遠景”：成都簡況、正月燈會、二月廟會、清明上墳、公館生活……這種“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的中國古典園林式的結構方式，能極大地拓展生活空間，讓讀者領略到“千頃之汪洋”、“四時之爛漫”，進而生出無限的藝術美感。
事實上，這種以共耐性空間敘寫來反映曆時性社會內容的敘事模式又跟巴蜀民間社會“擺龍門陣”的語言敘述方式密不可分。四川人把無拘無束、隨意而發的聊天談笑稱為“擺龍門陣”。這種言語行為無固定形式，參與者可以“百家同異，自抒我見；上天下地，各展胸懷”。因為擺龍門陣往往是一種集體活動，除了主講人，旁邊還有插話者，主講人和插話者有對話，互相補充，或者本來就是幾個人在漫無邊際地聊天，自由自在，談話的主題有一定的集中性，但也有自由性、散射性。這就意味著，擺龍門陣的人在話語的密集交流時，維持著實際的平等和共存。在這種相對平等、寬鬆的氛圍中，人們很容易“觸景生情，話發夭籟”，因著一個話題，四海縱橫，使龍門陣涉及的範圍極為開闊。“日月星辰，風雲雷電，地水火風，飛潛動植，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古往今來，人情世態，以及文化科學，工藝美術，板橋流水，古寺頹垣，一切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無一不是龍門陣的談資。”龍門陣這種既述故事又道知識，既清楚集中又自由隨意，既有獨白又有對話的敘事特點，顯然非常適合表現廣闊而複雜的社會生活。它對社會生活的這種巨大包容性，正投合了李劼人綜覽一方古今的方誌意識，另一方而它在敘述方式上所具有的散點輻射特征——作為源起的中心話題是開放性的，它向四周輻射；而輻射所及的每一個話題又可以作為中心，再向四周輻射，從而構成一個點線結合的敘述網絡，囊括進社會的廣闊內容——又為李劼人提供了最基本的敘事樣式。例如《死水微瀾》的主幹是蔡大嫂與三個男人的故事，但作品卻並未粘滯於這個中心話題而成單線發展。它在敘述到每一個人物、行動或場景時，都向外擴展，各引出另外一係列內容。比如，由羅歪嘴引出抱哥社會和洋教案，由顧天成引出川西農村生活和曾師母、鍾幺嫂等教民的故事，由蔡大嫂和羅歪嘴逛青羊官廟會又引出郝達三等成都縉紳官宦的生活。這些支幹又通過其各自的輻射，與主幹、與其他支幹發生聯係。比如，以鍾幺嫂為中介，顧天成就利用洋教案向羅歪嘴報了仇；伍太婆拐賣顧夭成的女兒招弟到郝公館做丫頭，又使郝家與伍家、顧家發生了聯係（這根暗線在其後的《暴風雨前》和《大波》中得到發展）。這樣，主幹、支幹經由各種輻射線，連綴成一個敘事網絡，將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都編織在了一起。
據劉大傑回憶，早在中學時代，李劼人就以善擺龍門陣成為同學圍聚的中心，以後他的家又成為了朋友聚會聊天之所。很顯然，龍門陣的敘事樣式和藝術語言已深深浸染了他的藝術思維，因而在後來的長篇曆史小說創作中，對這樣一種悠久的巴蜀民間傳統李劼人已有著充分的自覺。正緣於此，受龍門陣敘事樣式啟發的李劼人並沒有像左拉那樣，為他的“大河小說”三部曲設計一個貫穿始終的家族世係圖表，而是在每一部小說中設置一個家庭作為結構的中心點。如《死水微瀾》中的蔡興順雜貨鋪、《暴風雨前》中的郝達三公館和《大波》中的黃瀾生公館。然後，把這些家庭中心點相互糾結，漸次推移。在這種結構中心推移更替、人物關係藕斷絲連的總體構想中，李劼人充分運用了龍門陣散點輻射的敘事樣式，又發揮了左拉巨著每部各自獨立，彙總起來又氣勢磅礴的藝術功能，把藝術觸角伸向廣闊的社會層麵，伸向城鄉軍政、達官小吏、社團幫會、士農工商和三教九流，形成煙波萬頃的浩渺境界。由於巴金與李劼人所關注的重心不同，性情上又存在較大差別，故雖然他們兩人都曾借鑒過左拉的鴻篇巨著的結構，但創作出來的長篇小說在結構上卻各具特色。由於巴金的文學思想總是以外來先進的文明眼光來批判封建家族製度，進而揭示其罪惡本質，因而他摒棄了左拉的遺傳法則，在《激流三部曲》中不曾考究高氏家族的人體生理遺傳，而是著重描寫隔代異性的文化觀念，他盡管也展示了高氏家族枝椏縱橫的房族結構，但不像李劼人那樣使這些枝椏遠離主幹而聯係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麵。同時整個“三部曲”都圍繞著高氏家族興衰沉浮，而沒有像李前人“大河小說”那樣設置幾個家庭中心，情節上呈輻射狀散點展開。巴金適應中國大家族文化的特點，把左拉那種大樹式結構容納在高公館的圍牆內，牆圍大樹，宛若一個“困”字格局，從總體上看，形成了鏈條式或波浪式的環環緊扣、層層推進的結構。這種篇章布局上的各具特色，也折射出他們兩人不同的藝術理念和審美趣尚。如果從整個創作的情況來看，巴金程度不同地兼備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雙重性格，並且其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往往與其題材密切相連：寫沿海題材和外國題材的作品充滿主觀熱情，傾向於浪漫；寫重慶、成都等地題材的作品具備作家生活積累的優勢，傾向於客觀寫實。但總體而言，熱情、酣暢的藝術個性是他絕大多數小說所彈撥的主詞。至於李劼人，辛亥三部曲那“洋洋宏文”（郭沫若語）的壯大氣勢，“大河小說”式的恢弘架構，其中所描繪的轟轟烈烈的盛大群眾運動場麵，以及對人物肖像口吻、起居服飾風貌和房屋陳設的精細推摹，確乎體現了司馬相如的賦作中那鋪張揚厲、隨物賦形、氣勢磅礴的“大美”情調。
三
概而言之，性情奔放熱烈的郭沫若構建了一個自由浪漫的詩美空間，故土文化所給予他的自信和自足，以及耽於對新思潮的追新求異，使他的詩文更多地透射出雄健、明麗和爽朗單純的色調；而同樣熱情但個性偏於憂鬱的巴金，由於故土不但沒有給予他像郭沫若那樣的自信和豪情，反而那些創傷記憶總是緊緊糾纏住他，使他無法徹底釋懷，因而他的小說世界沒有了郭沫若詩文中所閃現的歡暢、明麗和爽朗，而多了幾分滯重的暗影，這是一個無數受封建倫理秩序傾軋的年輕生靈慘烈呼叫的異化世界；市民趣味濃厚的李劼人，雖然也曾和郭沫若、巴金一樣，對巴蜀社會的愚昧和停滯予以了批判，但由於對市民日常生活天然的親和感，使他往往以讚賞多於批判的眼光，對這種自在自足的世俗生活予以了充分尊重和盡情表現，展現了一幅遠離“王化”統治而頗具“初民特征”的生存圖景，散發出濃鬱的巴蜀鄉土風情。於是，我們看到，為了活靈活現地勾勒出市民“原汁原味”的生活，李劼人充分運用“龍門陣式”的地方土語，即吸收四川的俗語、諺語、口頭語等，並且非常幽默俏皮、輕鬆樸素，顯示出巴蜀式幽默諷刺的品格，即善於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笑料，比較注意在生活自身的自然秩序中展現，大多數作品的嘲諷譏刺顯得溫婉含蓄，較之張天翼那樣意氣畢露的挖苦，李劼人小說中透露的更多是揶揄、調侃。較郭沫若、巴金的正統白話文而言，李劼人自覺地充分運用川味十足的巴蜀地域方言，無疑是他的曆史小說又一個重要的鮮明標識。
§§第三章 重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