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巴金對巴蜀社會和文化基本是一種批判的眼光，而李劼人是以一種近乎欣賞的態度來描摹他那如曆曆在目的西蜀古都，那麼很顯然，郭沫若則是處於他們兩者之間，既有對故土風物山川的盛賞，也有對家鄉“回水沱”式的封閉和停滯的批判。從前麵我們知道，充沛的激情是郭沫若和巴金創作共同的底色和風格，雖然自抗戰起巴金的創作已從早期的“青春型”的熱情傾瀉朝深蘊細膩的方向轉變，但其重心仍然是批判以成都高公館為典型的封建製度及其倫理觀念的罪惡本質，因此在這種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文化批判意識中，巴蜀鄉土景象已經被普遍化、抽象化，即便其中也寫了一些作家熟悉的人和事，但這些最多隻是提供一個創作的機緣而已，其本身的地域性特色並沒有受到根本的尊重和關注。而從小家境貧困、居無定所的李劼人卻完全不一樣，苦難生活的刻骨記憶使他非常尊重當下來之不易的生存環境，他不可能像郭沫若、巴金那樣憑自己的性情去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使是當時幾乎所有有誌青年都夢寐以求的出國，對於李劫人來說也隻不過是“勤工儉學”、見見世麵的機會而已，他把一切希望仍然寄托在國內：家庭、婚姻和已經開展的事業。因此，當郭沫若、巴金等人放棄實業救國的道路，受“五四”精神的感召而用文學來啟蒙大眾時，偏於現實保守的李劼人雖然本來留學時學的是文學，也曾經較長時間從事過創作、翻譯、教學、辦報等職業活動，但他的人生理想還是實業救國——“組織造紙公司，以作為中國西南部文化運動的基礎”是他一直的心願。他在郭沫若的故鄉嘉州辦了紙廠，幾起幾落，一直到50年代紙廠都和他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期間他還於1933年在重慶民生公司擔任民生機器廠的廠長，並且模擬構建了一個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的龐大發展計劃，這樣的實業救國理想雖然最終沒有實現，但也可以看出，文學在李劼人心目中的分量顯然沒有實業救國來得重要，文學之於他，始終隻是一個愛好和謀生的手段而已。
因為李劼人與郭沫若、巴金在對文學的認識和態度上有所不同，才使得他們走上了不同的創作道路，同時也使得他們的文學世界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與郭沫若、巴金的“青春型”性格相比較而言，李劼人身上多了幾分對現實的冷靜，因而他所創造的以《死水徽瀾》等為代表的“大河小說”係列不再像郭沫若、巴金的詩文那樣迸發出生命的熱力和真率的至情，而是轉向現實主義的冷靜。毫無疑問，郭沫若、巴金是典型的青年文化的代表，而李劼人卻更多地體現了中年文化現實沉穩的品格。這種沉穩、冷靜品格的獲得除了他自身偏於現實保守的性情趨向，以及時代風尚等原因外，還與他自覺地從巴蜀區域文化裏開掘文學的養料和汲取創作的源泉密不可分。
是異域先進文明的撞擊促生了郭沫若、巴金放飛文學的曼妙夢想，李劼人卻不同，他的文學創作起步於故鄉四川。出川之前他就擔任了《四川群報》、《川報》的主筆、總編輯，又是《四川公報特別增刊·娛閑錄》重要的撰稿人，他發表的多篇小說都很受讀者歡迎，在社會上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說，李劼人就是巴蜀社會和文化所孕育出來的“土生土長”的作家。待到1919年底李劫人赴法留學之時，他作為一名優秀作家的基本審美心理素質和思維方式都已經大體形成了，這種藝術感知的慣習和框架無形中支配了他擇取異域文化的行為和以後的創作傾向。身處巴蜀文化最濃鬱的成都，飽受“蜀學”文化精神和創作模式的影響熔鑄，出身市民家庭而天然地與廣大社會生活層麵的廣泛聯係，以及作報社記者的特殊經曆，李劼人的創作，必然地不同於生活於封建大家庭高牆內的巴金，也區別於來自“嘉州山水甲天下”的郭沫若。成都平原那物產豐足所養成的人文性格，成都市區那眾多名勝古跡等文化美學積澱物的熏染刺激，市井茶樓酒肆中的說書、道情、清音等民俗藝術的影響，鑄造著李劼人的藝術個性。這種藝術個性顯然散發著濃鬱的市民趣味，於是李劼人不再像郭沫若、巴金那樣浪漫而富有激情，而是展現一個自在自足的市民日常世界，那裏既沒有郭沫若筆下衝決世俗生活中的規範、信條和習俗束縛後所獲得的登仙般的飛揚感，也沒有巴金文學世界中那無數受封建倫理秩序傾軋的年輕生靈的慘烈，而是具有人世的溫情和血緣的倫常，散發出濃鬱的鄉土習俗色彩（參見本章第三節）。
由於巴蜀地域條件的局限、交通的閉塞、農耕型文化的閉鎖性，異質文化交流碰撞的機會少，因而巴蜀氏族鄉土文化的特征保留得較為完整，區域文化形態較為穩周。李劼人於是選擇了川西壩子這樣一個曆史悠久、具有濃鬱巴蜀地域特色的地理文化環境作為故事展開和人物活動的場所。他以清醒的地域鄉土文化意識，靠著得天獨厚的主客觀條件，準確而凝練地描繪了封閉落後、愚昧固執的巴蜀社會形態和人生狀貌。李劼人對具有中世紀色彩的文化環境作了相當豐富和一絲不苟的描繪，其真實、完整、細致、精確顯然是郭沫若、巴金所不能比擬的。他將川西壩子的自然人文景觀、風土人情、民間世俗生活等大量納入自己的小說世界，真實全而地再現了清末和民國初期成都的麵貌，充分顯示出文化環境十足的“川味”地域特征。在注重表現文化環境的地域性特征時，李劼人特別偏向於文化環境的民間性特征。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其地域性特征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往往會逐漸弱化，這一文化變遷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最底層也最具習慣的民間文化反麵能體現區域文化的“原汁原味”。在這個紛繁複雜的民間日常生活世界中，大抵有三種最為基本的活動類型，即以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以個體肉身生命延續為宗旨的日常消費活動，這種活動旨在獲取日常生活資料，因而是民間日常生活世界最為基本的層而；其次是雜談閑聊、禮尚往來等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血緣關係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日常交往活動；最後是伴隨著日常消費活動、日常交往活動和其他日常活動的日常觀念活動，這種思維活動具有非創造性、重複性的自在特征。
事實上，李劼人主要描摹的就是民間日常生活世界這三個基本方麵，在他的小說中有大量內容品談巴蜀的衣食住行，尤其關注飲食、男女兩個最基本方麵，從而突出了川人對世俗享受的追求。據《華陽國誌》記載，蜀人自古就以“尚滋味”、“好辛香”、講究口腹之欲而聞名，而深諳此道的李劼人，在小說中不僅娓娓道來白肉片、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等名特川菜的由來、工藝及滋味，還一再細說成都各種習俗節慶下的宴飲，如婚筵、喪筵、壽筵、接風筵、家筵、廚筵、館筵等等。李劼人這種對飲食的津津樂道，並不是隔絕現實而在所謂的“象牙塔”中自求一份優雅的人生，而是沉迷於世俗生活的當下享受中來獲取人生的意義。他說：“一直到今日，可說一般中國人在吃的方式和態度上，簡樸是簡樸了，認真也很認真了，隻是嫌其不甚了解吃於人生的意義，而往往過於苟且，除了正正經經的大筵，稍存雍容的外貌外，無論大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乃至平民……對於吃，隻能說是暴殄與撈飽算數。至於有意義的享受，那真說不上。”在李劼人眼裏，成都人對於“吃”的態度顯然跟其他中國人不一樣，他們不僅認識到“吃”是“不可輕蔑之事”，也是“生活之一部分”，並且能夠用欣賞而享受的眼光津津有味地去品嚐這些宴筵餐飲，從而在有意義的享受中真正尊重和沉迷於這種世俗人生。
這種對世俗生活的享受除了飲食美味外，李前人還在小說中大量表現了蜀中男女不拘禮法的情愛。他們沒有多少封建禮教綱常的束縛，因而直言不諱地要求現世性愛的享受。在《死水微瀾》中，羅歪嘴就說：“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幾歲？以前已是恍恍惚惚地把好時光辜負了，如今既然懂得消受，彼此又有同樣的想頭，為啥子還要作假？為啥子不老實吃一個飽？曉得這種情味能過多久？”蔡大嫂更是大膽爽直地宣稱：“人生一輩子，這樣狂蕩歡喜下於，死了也值得！”所以，蔡大嫂與羅歪嘴、伍大嫂與郝又三、黃瀾生太太與楚子材，都在禮法之外，歡娛暢快地享受著赤裸的性愛生活。奇怪的是對於這些“非禮”的兩情相悅，巴蜀社會並沒有給予他們過多的關注和非議。這種寬容的態度，很容易讓我們想到蜀中社會遠離“王化”的傳統和現實，也透露出川人對世俗生活日常倫理觀念的認同和尊重。
巴蜀社會“山高皇帝遠”的民間叛逆精神，地處僻陋而不遵禮法、未能篤信道德而薄子情禮的人文性格和價值觀念，使得這裏的人們非常崇尚強勢和實力。於是，無休止的人際爭鬥就成了現代四川文學世界中強勢人物的“日常生活景觀”。我們在李劼人小說中看到了郭沫若、巴金所不能提供的一幅帶有“初民特征”的生存爭鬥圖景。這種爭鬥可能發生在所有的階層，如官僚、黨棍、軍人、袍哥、士紳以及知識分子之間。但凡稍有利益可占，就會有爭鬥出現。又因為利益具有可變性，所以爭鬥的雙方也在不斷進行著調整，本來是地處強勢卻可能因某種需要而暫時與弱者聯合，同一派係也會因利益分派不均而內耗。因此，無論是羅歪嘴的“霸占人妻”和設置陷阱“燙毛子”，還是顧天成借助教會勢力複仇，以及蔡大嫂先後依附於三個男人，都表現為一種“強力”的價值觀念。在這種觀念的引領下，蔡大嫂才敢於以“生人妻”身份改嫁顧天成，其價值觀和道德意識正是：“有錢有勢的人，為什麼不嫁？”而且她心底裏根本不怕別人背後的議論，其理由就是：“隻要我顧三奶奶有錢，一肥遮百醜……怕哪個？”即如蔡傻子，也懂得：“他老婆喜歡的是歪人，他自己並非歪人，隻好退讓了罷。”在禮教道德秩序中一般視為“惡”的東西，在遠離“王化”的巴蜀社會日常生活中卻顯得自然而平常。
我們知道，巴金在40年代中期也開始寫沒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寫社會重壓下人們司空見慣的“委頓生命”，寫“血和痰”，調於也變得悲哀、憂鬱，由熱情奔放的抒情詠歎，轉向深刻冷靜的人生世相的揭示。也就是說，巴金此時的創作已擺脫了青春時期的浪漫而趨向跟李劼人一樣的中年人的沉穩。但不管是繼續沿著《家》的路子寫舊家庭沒落的《憩園》，還是反映抗戰時期現實生活的《第四病室》、《寒夜》等，都仍然承續著“五四”反封建的主題，隻不過揭示封建製度及其倫理觀念的罪惡本質更為全麵，風格上已朝深蘊細膩的方向轉變。即便在稱為“好人悲劇”的《寒夜》中，作家雖然也挖掘了汪文宣、曾樹生自身的性格弱點，但他們追求個性解放而最終還是落得精神上被摧殘、肉體上被吞噬的悲劇性命運，究其根源還是與萬惡的戰爭和黑暗的社會分不開。也就是說，運用外來先進的文明眼光來批判封建家族製度及其觀念這根主線一直貫穿於幾乎所有巴金的創作之中。而在李劼人以《死水微瀾》等為代表的“大河小說”係列中，雖然也展現了日趨激進的時代思潮對內地省會的衝擊和滌蕩，使人仿佛感受到山雨欲來時分的滿樓狂風，但作家還是力圖把宏觀的政治大局的展示和微觀的人情世態的刻畫結合起來。雖然其中也不乏對蜀中社會愚昧、封閉的批判，但顯然較巴金而言，李劼人對底層的世俗日常生活更多了幾許認同與尊重，甚至還不時流露出幾分讚賞與欣羨。從小說的具體描寫來看，發生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曆史大事擺在了遠哉悠悠的背景位置，城鄉下層的風氣、倫理和人物的命運成了小說描寫的聚焦點。這種近代風俗史小說既區別於《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曆史小說，又不同於《戰爭與和平》等外國曆史小說的結構和描寫方式，麵是帶有濃厚的方域史色彩。所以郭沫若借用東晉常璩以四川為中心的方域史《華陽國誌》作比擬，稱李劼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華陽國誌》”。所謂“華用”，就是華山之陽（南麵），常氏之書就是記錄我國長期以來自成格局的西南半壁，包括自遠古迄西晉的神話傳說、曆史故事、郡縣置廢和鄉土人物。同樣，李劼人小說也頗注意史料翔實，“辛亥革命雖然是他親身經曆，又有直接的聞見，但他為了資料真實，仍盡力搜集檔案、公牘、報章雜誌、府州縣誌、筆記小說、墓誌碑刻和私人詩文。並曾訪問過許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