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士的大量傷亡，迫使軍隊到處拉夫抓丁，貧苦的百姓妻離子敬：黑簇簇的一群襤褸的人/前後左右監視著幾個持槍的軍士/一路喧嚷著——呻喚著——/街上的行人都駐足凝望了/忽然聽著一聲大叫/陳大娘！請你告訴我媽、枕頭下邊還有兩百錢嗬……（《拉夫》，《草堂》第四期）這淒楚的場麵令人心酸不已。而在小說《貧血病》中，家中的頂粱柱父親強被帶走，體弱多病的祖父隻得與年幼的孫子相依為命，靠拉黃包車過活。生活艱苦，祖父病倒，生命危在旦夕，他的現在就是孫子的將來，這悲慘的命運讓人絕望無比。
戰爭的苦難有兩個方而：一是兵士對民眾的蹂躪，另一方麵就是兵士自身的苦難。對前者草堂會員們進行了不遺餘力地揭露，對後者他們也沒有忽略，從中看清了人生的荒誕。軍士們日日操練，而這些鮮活的生命最終不過是去充當炮灰罷了。“胼手胝足的弟兄/終日都在鍛煉他們的身軀/無非預備一粒無情的彈兒碰來罷。”（章戩初《雜詩之四》，《草堂》第四期）即便是戰役勝利了，看上去是無比的光鮮榮耀，“提燈會出發了/一行行步武整齊的軍士/高唱得勝歌/‘嗬呀！好看呀！’小孩子們跳躍的叫著”，而這熱鬧的背後乃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難道不是嗎？“我背後一位老婦人歎氣/‘喚！不知道又死了多少人嗬！’/我回頭呆望著她/一時深明白‘提燈會’的意義了。”（海化《提燈會》，《草堂》第四期）是呀，那閃爍的每一盞燈也許就是每個亡靈淒涼的雙眼吧。
翻開四川現代作家的作品，我們發現在他們的筆下活躍著那麼多的川妹子：鄧幺姑、王四姑兒、何寡婦、石青嫂子……她們出沒於鄉場之上，活色生香、火辣叛逆的性格為作品增色不少，一向被人們認為是巴蜀文學獨具魅力之所在。而草堂文學社的成員在創作作品時並沒有有意識地去塑造他們心中的四川女性形象，他們描寫的重點在於婦女在封建社會文化製度下的不幸遭遇，但從他們不經意的筆觸下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鄧幺姑、王四姑兒們的影子，對封建禮教的叛逆、蔑視是她們共同的精神內核。
巴蜀乃“西僻之鄉”，處於封建文化社會的邊緣，封建宗教道德的沉積遠不及中國北方或江南地區深厚。鄧幺姑、王四姑兒的不守婦道，說明貞操觀念在她們心中的淡漠。與此同時，都市女孩雖然從小受了教化，但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禮教也沒有內化為她們自身的一部分，一旦生存受到威脅，她們會毫不猶豫地拋棄“聖賢之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的事很難在此上演。《無情者的故事》（《草堂》第一期）中的吳碧貞，原是私塾教師的女兒，父親是秀才，小時候她有過“割臂療親”的義舉被譽為“孝女”，但丈夫一過世她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婆婆年事已高，不能勞作，隻能靠她養家糊口，迫於無奈，她做了暗娼，成了“半截觀音”，但她並不羞於見人，對自己的墮落她自有道理：“像我現在未嚐不自知是下賤，但是衣食逼人不容易啊！我也想過幾次，貞操不是餓著冷著講的”，“誌在養親，不拘什麼人，隻要有錢……”話說得句句實在，讓人感歎川妹子柔弱外表包裹下的堅忍不拔，對厄運極大的忍耐力。
四川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而且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多民族地區。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的統計，四川境內居住的少數民族共有51個，總人口366萬人，他們同漢族人民一道擁有這個共同的家園。清軍入關後，八旗軍派駐全國，成都的少城就是滿族聚居的地方，他們有著獨特的風俗習慣，這在《草堂》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現。赤話就在《清露凝在花心裏》（《草堂》第三期）這首詩歌裏描寫了滿洲人的婚嫁習俗：“鮮花在伊的手裏/蜂歌在伊耳裏/騎白馬的小貴人/回環在伊底心裏/……伊回‘額尼’說了/當伊長得姊姊那麼高了/伊要嫁像小貴人這樣的/伊說時‘額尼’微微地笑了。”全詩清新雅麗，將一位滿族少女的內心世界刻畫得惟妙惟肖，故而葉伯和在詩後評論說：“此詩描寫‘滿洲’風俗，事景逼真，不但情致優潔動人。且可當作‘風俗誌’讀之。”
人類生活在語言的世界中，當他們睜開朦朧的雙眼而對世界時，語言就在他們耳邊響起。語言，承載著他們最初的童年經曆，保藏著熟悉的鄉音。
在《草堂》的作品中，時不時地點綴著四川方言，它們往往出現在人物道白中：“太太，攏了”，“我到這裏息丁一陣，又要打算轉去”（《名譽》），“喲！你總之敢估我”（《家長》）。甚而又有些暗語、行話：“你說本街有貨？”（注：成都方言呼妓女為貨）“是私窩子嗎？”（即私娼，亦成都方言，《無情者的故事》）。隻是這些方言像語言孤島一般散布在文中，並沒有顯示出自覺的方盲追求，它們隻是作者在寫作時下意識的運用，川語的野性、形象生動、幽默詼諧等特點並沒有體現出來。對川語方言有意識地提煉開掘，使之純熟地運用到寫作中，與文章合為一體，這一直是四川本土作家在20年代中後期到30年代所努力的方向。
《草堂》問世時，同人們尚處於新文學創作的探索期，反映巴蜀風物還沒有成為他們自覺的文學追求，不曾刻意追求創作的區域味。他們作品中的巴蜀文化特色零碎而不成體係，但這卻是巴蜀文化意蘊在四川現代文學中的晨曦初露，我們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它的身後將是四川現代區域文學的欣欣向榮。第五節《淺草》文學群體與中國現代文學。
1923年3月25日，由“淺草社自費出版”的文藝季刊《淺草》在上海創刊了。淺草社成員有八位是來自四川的同鄉，他們與其他地區的文學青年多結識於上海或北京，於1922年組成文學同盟。一年後，他們以《淺草》季刊作為文學理想的首個創作陣地。《淺草》的存在既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又是一部分出蜀作家在對文學自我理解基礎上所做嚐試的透射。雖然到1925年2月停刊，《淺草》一共隻出了四期，但這並不代表它的創辦者們就此停下了對中國新文學建設的探索與追求。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羅石君、鄧君吾、馮至、楊晦等熱愛文學的青年學子們憑著一股韌勁仍繼續沉浮於瞬息萬千的時代風雲之中。從前期的淺草社到後來的沉鍾社，這個群體的文學活動雖然時斷時續，成員也有所變更，卻也打拚、掙紮了十二個年頭，曾被魯迅稱讚為“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紮得最久的團體”。
在《淺草》創刊號的“卷首小語”中，編者用極富詩性的話語宣布：“在這苦悶的世界裏，沙漠緊接著沙漠，矚目四望一地平線所及，隻是一片荒土罷了。/是誰撒播了幾粒種子，又生長得這般鮮茂？地毯般的鋪著：從新萌的嫩綠中，灌溉這枯燥的人生。/荒土裏的淺草啊：我們鄭重的頌揚你；你們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驕兒！/我們願做農人，雖是力量太小了；願你不遭到半點蹂躪，使你每一枝葉裏，都充滿——充滿偉大的使命。”彙聚在《淺草》周圍的文學青年們麵對著精神現實與社會現實的雙重考驗，一方麵，承認思想啟蒙給他們帶來了精神上的覺醒；另一方麵，卻被動地身處軍閥混戰的武人政治統治之下。當理想的大廈最終被現實的荒謬所籠罩時，悲觀情緒是很容易找到棲身之所的。可貴的是，他們並未隱身於荒蕪的“沙漠”，而是自信而勇敢地自比為“荒土”中艱難成長的一片新綠，毫不以微弱的力量為憾，也不懼前路的坎坷，信心百倍地準備擔負起“偉大的使命”。淺草人眼中的使命並不是抽象空洞的文學或政治烏托邦，而是腳踏實地履行創作的使命，更是一種開墾與嗬護風雨飄搖的文學園地的誌向。
因此，在《淺草》季刊上，人們看不到文學上形形色色的理論與主義之高腔，也嗅不到封建傳統謬論之遺味。這確是淺草社“特有的招牌”。除此以外，《淺草》在編輯上取消批評欄，也沒有理論爭鳴與辯論台。這不是編輯與作者們實行故步自封的關門主義，實則體現了此雜誌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創作與思想包容性，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願受‘文人相輕’的習俗熏染，把潔白的藝術園地，也弄成糞坑，去效那群蛆爭食”。雖然反對“文人相輕”不是他們的首創，因為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中的第一條就是“聯絡感情”以反“文人相輕”，但若以執行的徹底性來論，“淺草”社與同時期的“彌撒”社一樣當數前列。
同時，《淺草》同人們明確表示：“在中國這樣幼稚的文壇裏，也隻能希望文上的各種主義，像雨後春筍般的萌茁。統一的癡夢，是我們不敢做而且不願做的！”空洞的理論說教和繁複的理論介紹都不是淺草社所追求的目標。確切地說，具有一定理論基礎、接受了新學教育的淺草創作者們以創作實踐為首要任務，試圖將所學理念和各種手法活用到創作中去，以營造一個多元化的創作園地。
作為動亂時代的親曆者，淺草人深刻體會到“文學的作者，已受夠社會的賤視”。之所以會遭受“賤視”，除了來自外部的社會局勢和不健全的社會製度使然，文學陣營內部的不協調之聲也脫不了關係，那就是一幫攀附權勢、媚俗爭臉的“文丐”的存在。林如稷在《淺草》創刊的“編輯綴話”中稱：“我們以為隻有真誠的忠於藝術者，能夠了解真的文藝作品，所以我們隻願相愛，相砥礪！”沒有對文學創作的傾心追求，沒有對文學園地發自內心的自覺維護，就不會有《淺草》的存在。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片純潔的後花園，又有《淺草》創辦者們自願無償地充當護衛天使，這冊小小的雜誌創刊伊始就以其自由清新之風格吸引了眾多文學青年。從容量上看，《淺草：》第一期100頁左右，第二期就增加到136頁，第三期則升至159頁，第四期竟飆至206頁。從成員來看，從最初的林如稷、陳煒謨、羅石君、陳翔鶴、鄧君吾、覺家斌、趙景深、李開先、王怡庵、馬靜沉、陳竹影、胡絮若、章鐵民，壯大至馮至、顧隨、韓君格、高世華、湯懋芳、遊國恩、陸侃如、馮文炳等人的加入。
1923年7月5日《淺草》第二期出版時，編輯們就決定由上海《民國日報》發行，逢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代替《覺悟》再出旬刊一種，定名為《文藝旬刊》。這一決定主要是編輯們意識到“刊行一種隻載創作的季刊以後，總覺得趣味太單純，現在同誌又增加很多，雖是季刊上加增篇幅，也不濟事。所以我們現在再出旬刊一種，內容注重‘論文、譯述、介紹、創作、雜文’等，仍不登批評別人作品類的文字”。
這一調整明顯地說明，《淺草》的出版受到廣大同人的喜愛，而雜誌的篇幅直接製約了更多、更好的創作問世。無論是淺草同人前期出版的《淺草》季刊、《文藝旬刊》、《文藝周報》，還是後期的《沉鍾》周刊、《沉鍾》叢刊、《新中華報副刊》和《華北日報副刊》，他們對創作的重視都始終不渝。
然而，掙紮於嚴峻的現實中，沒有過人的膽識與堅忍不拔的精神是絕難成功的。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淺草》群體為了雜誌的生存克服了多少困難。僅以出版日期來看，第一期的出版日為1923年3月25日，第二期是7月5日，第三期則延至12月，第四期直到1925年2月25日才與公眾見麵。編輯陳煒謨在第四期卷尾解釋道：“原應早日出版，隻因書局方麵，為了時局的影響和印刷等等不能使他們免卻的種種問題……”困難是免不了的，隨之而來的壓力同樣不容易擺脫。陳煒謨繼續表示：“我們的過去是過去了。我們的現在正滿張著雙翼預備在將來的法輪上旋轉，我們真惶恐極了。惶恐極，不能不怵自警惶了。”時代車輪“旋轉”所帶來的強大離心力，個體有限的能力是無法與之抗衡的，盡管在“惶恐極了”的精神狀態下，他們少了一些創刊時的從容與淡定，但是放棄與屈服是“淺草”們永遠學不會的行為，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並繼續堅持：“文藝的園地原是公開的，尋不出一點階級畛域的氣味。”《淺草》季刊以它不到兩年的短暫生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閃光的一頁，見證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不懈追求。
眾多知識個體由獨立走向聯合的過程不是必然結果，一旦走到了一起，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堅不可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文學團體通常是由於共同的追求與共同的創作旨趣走到一起的。然而，像淺草群體這樣能夠曆經十幾年不滅，不但要克服時空阻隔，還要與當時多舛的時運相生相克，不能不說是奇跡。
林如稷作為淺草、沉鍾社的關鍵人物，過去並未獲得學界的重視。事實上，就其在《淺草》季刊上的創作數量，以及在社團的形成與發展上所起的作用來說，他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少年時代的他受其父親的影響，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18歲就開始用白話寫小說、散文、新詩，其中，小說《伊的母親》、《死後的懺悔》，詩歌《盼春》等均發表在《晨報副刊》，小說《將過去》還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1919年，林如稷隨家庭由四川遷居北京，就讀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羅石君和韓君格成為他的同學。1921年，他結識了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應修人、陳翔鶴、鄧君吾等人。1922年，作為發起人，同陳煒謨、陳翔鶴、鄧君吾等成立淺草社。1923年又與陳煒謨共同主編並出版了《淺草》季刊。富有愛國、救國之心的林如稷，隨後留學法國，並堅持將創作寄回國，繼續在淺草社的刊物上發表。據他的學生尹在勤介紹，在法留學期間，林如稷還曾支持和幫助同學敬隱渣把魯迅先生的作品譯成法文，介紹給羅曼·羅蘭主編的《歐羅巴》雜誌，其中，《阿Q正傳》就是在當時首次被譯介到西方的，獲得了羅曼·羅蘭的高度評價。1930年，剛從法國回來的林如稷就馬上加入了《沉鍾》半月刊的複刊工作。一個人的力量決定不了一個社團的成功與失敗，但是他所進行的某些具體活動卻完全有可能改變事物的發展軌跡。陳翔鶴曾在《關於“沉鍾社”的過去、現在及將來》一文回憶說：“與其說‘淺草’曾經給予我們以方便，倒不如說從林如稷兄的身上，我們曾經得到過一種相識的機緣，要較為正確一些。因為關於我們朋友們印象的溝通，差不多都是由如稷兄的直接或間接的預為傳達。”林如稷在淺草知識群體中就扮演著助推劑的角色。
有了推動的力量，沒有一定的凝聚力，事物在運作過程中同樣有可能四分五裂。淺草群體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川軍陣營。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鄧君吾、李開先、王怡庵、馬靜沉和陳竹影都是四川人。其中，林如稷1902年出生在四川資中，陳煒謨1903年出生在四川瀘縣，陳翔鶴1901年出生在重慶。年齡相仿的他們，在天府蜀地度過了童年與少年的黃金時代，又均是1920年左右走出四川，奔向當時的文化中心北京、上海求學。不難想象，地域的親緣性使他們在語言交際、生活經曆分享、思想情感交流乃至生活習慣各方麵較之於其他陌生人更容易溝通，也更容易達成一致。麵且，他們之間分工協作的默契也是令人稱羨的。陳翔鶴當時在複旦大學，主要負責《淺草》季刊在上海的出版發行工作。林如稷和陳煒謨則負責稿件的整理編輯，同時各自還要完成大量的文學創作。就創作而言，《淺草》季刊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在內的所有創作按標題數量統計的七十八篇作品中，陳煒謨的創作有五篇（主要集中在小說創作），林如稷的占了十篇（既有小說又有詩歌），陳翔鶴的有七篇（幾乎壟斷了《淺草》季刊的戲劇創作），二陳一林的作品將近占了《淺草》季刊創作的百分之三十。就編輯工作而言，《淺草》第三期末的“編輯綴話”中，林如稷專門解釋，“這一期的稿子，本應由煒謨編輯，但因他有事要回四川去……”，因此由他暫代編輯之責，接下來又繼續說明，下一期的稿件陳煒謨已組織了不少。一般情況下，隻要刊物按期保質出版，稿件征集有序進行，讀者是不會也不必了解刊物內部的暫時調整的。林如稷向讀者具體交代陳煒謨“回四川”的這個細節，實際上就是同鄉間互相體諒、互相扶助之情的自然表露。
如果說，關鍵人物、地域親緣在淺草社坎坷掙紮的過程中隻能算曆史事件的偶合，那麼，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形成的同人精神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種精神營造出一種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整體性學術氛圍，並帶動了與社會時政緊密聯係的一係列知識群體的活動。在這樣的大前提驅動下，活動必定不是孤立無援的。
現代大學體製的建立，是淺草知識群體形成的第一搖籃。北京大學，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所提供的開放式、多元化教育模式，對一代知識青年的成長起到了強力推進的作用。當代學者溫儒敏、李憲瑜在介紹沈從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沈從文大約1923夏天到北平，他“在北大結交了許多朋友，大部分是同鄉或文學青年……如劉夢葦、李錦明、陳煒謨、陳翔鶴、馮至、楊晦等。他們相處極好，彼此間有經曆性情的不同處，也有文學識見、審美趣味的趨同處，一起聚會，探討文學，互相展示各自的文學創作，討論文壇的熱點問題，這個與北大相關的文學‘小氣候’，在沈從文創作的起步階段，顯然有著決定性的促助作用”。事實上，北大校園在當時已經不僅僅是北大學生的專有場所，來自全國各地的求知青年（包括其他學校的學生和社會上的年輕人）雲集北大，許多知名教授的課堂上有時坐滿了校內外來旁聽的學子。學風自由的校園，加上傳授新知的講壇，為青年們的成長創造了很好的大環境。不難想象，大家很容易在這種環境下找到適合自己的同人圈。淺草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樣一種現代大學教育機製，正是這種製度為大家提供了學校之間、學校與社會之間便利的交流場所。實際上，淺草社成員中的陳煒謨、黨家斌、李開先、馮至、高世華、湯懋芳、遊國恩、陸侃如和馮文炳都是北大學生。
適宜的環境一旦具備，多米諾骨牌的連動效應自然會朝著某些方向波浪式快速推進。體現在文學領域，大量的文學社團、文學流派以及圍繞著它們而產生的期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小說月報》1923年十四卷第四號“國內文壇消息”欄中報道：“自三月號本報編好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月的工夫，而我們又得到許多文學團體的發起和許多雜誌的出糖的消息了。第一是淺草社。淺草社在一二年前已經組織好，到最近才宣布成立，並於三月出版《淺草》……內容都是創作，分為小說、詩歌、戲劇、雜錄四欄。有許多篇東西是很不差的。通訊處是上海江灣複旦大學陳翔鶴君，北京大學東齋陳煒謨君。第二是彌灑社……第三是芙蓉社……第四是曉光社……第五是樂平星社……”
緊接著十四卷五號又報道了北京春光社、寧波春風周報社、上海雪花社的成立，以及“王統照、周作人、孫伏園諸君擬在北京出版一種文學旬刊，內容與上海的文學旬刊大概相同”的消息，以及十四卷六號中介紹的天津綠波社等等。這種現象不但能夠給人們展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蕩下熱火朝天的文學景觀，而且使大家了解到景觀內部的活動已經構成一個互動的係統。它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同的成長背景、自由的學術組團、靈活機動的地域優勢是它們共同的特點。
同時，社團之間叉形成了一個二級環境，它們互通有無，彼此借鑒，以達到共同進步的目標。據《小說月報》十四卷五號介紹，創造社當時擬出一份《創造周報》，內容正好與側重創作的《淺草》季刊、《彌灑》、上海《文學旬刊》及王統照諸君擬出的北京《文學旬刊》相反，專門以批評為重。審視這一現象的意義不在於評出創作的道路或批評的道路孰優孰劣，而是在於發現社團之間這種平等選擇道路、選擇合作夥伴的同人精神。
《淺草》季刊在第二期曾公布與他們有聯係並保持對等來往的期刊名稱，如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泰東書局《創造》、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中華書局《詩》、民國日報《覺悟》、天津新民意報附刊《詩壇》、泰東書局《創造周報》、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草堂》、彌灑社《彌灑》、宜興《陽光》、清華學校《清華周刊》、北師大附中《少年》、天津直一中學《虹紋》、曦社《爝火》、成都孤吟社《孤吟》、蘇州曉光社《曉光》等。這十六種期刊來自不同社團，不同地域，有著不同的風格，但是可以肯定，它們都是淺草同人“所知”以及與其“交換者”。社團間互動交流的事實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談到中國現代形形色色的文學團體和文學流派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那場以“五四”運動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本身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之前的近代晚清思想啟蒙運動與之相比在力度與廣度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新文化運動以文學為突破口，引發深一輪的思想啟蒙，再進一步關涉時世政治，進而影響到對整個民族生存狀態及社會體製的反思與構想。
如1923年的“科玄論戰”，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以及陳獨秀、鄧中夏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圍繞科學理性、自由意誌和人生觀問題進行論戰，其實質就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經驗主義與意誌主義之間的對峙。這場論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更廣泛的傳播，以科學主義的勝利收兵。
新文化運動標誌性雜誌《新青年》也自第八卷起，即1920年9月1日，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曾一度以該刊為機關刊物，直到1922年7月休刊為止。我們評判論戰的目的不在於向大家揭示一方壓倒了另一方的絕對結果，而在於審視其對參與者或見證者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它所引發的社會效應究竟有多廣。在非正即反的傳統二元對立思想模式占主導地位的當時，不可避免地會有大大小小的論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