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這裏探求一下這些域外驚覺的原因。
四川教育的落後是激發這些憂患意識的直接原因。19世紀末20世紀初，四川的教育如同中國的積弱病軀，盡管也在搞所謂的“新學”，但卻是換湯不換藥，新瓶裝陳湎。關於四川地區當時的教育狀況，在吳玉章的回憶錄裏有著記錄：“經緯學堂及其腐敗，掛的是‘新學’的羊頭，賣的是‘舊學’的狗肉。它竟把《儀禮》（西階上，阼階下等等）當作一門課程來教學，不惜繁瑣地大講其封建的禮教，真是無聊之至。為了裝點門麵，也教點英文，但一個星期才教六個字母，簡直把人氣壞了。看到這種情景，我隻住了十多天使憤而棄學回家，從此再也不想在四川上什麼‘新式學堂’了。”
四川新式教育的腐敗和落後，使得吳玉章等一批巴蜀子弟失望至極，於是他們隻有異域求學，試圖來改變這種陳腐落後的麵貌。
而這裏我們又不得不重提前麵講過的盆地意識。古人雲：“川人出川，北人人川，能成大器。”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蜀中文人，走出夔門便是龍”。事實上，這裏是指四川人出川，跳出地域和觀念的狹隘性，便衝出了盆地的拘囿，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裏去，“一出夔門天下寬”，視野開始開闊起來，觀念也隨之轉變。他們開始重新審視巴蜀，審視巴蜀文化。《雲南》雜誌社的主編趙君伸在《演說辭》中提到：“四川無不過於雲南十倍，而學堂及學生之多，尤所罕見。但惜其不知外患。揆一般人的意思，好像以為西有西藏，南有雲南，一切外患於我們無幹的樣子。餘到處考查其學堂，談話間多說到四川的外患懂得甚少；更有些人，恰像不喜歡所說的一般，不像在東人士那麼有遠識。”於是“貧弱腐敗的現代教育不僅迫使一批批青年出川求學，而且當他們返回頭來觀看自己的故鄉時，也變得格外的冷峻。內陸腹地的生存事實也極大地衝擊著四川作家對‘天府’的自豪。一種前所未有的憂患意識和批判意識在作家那裏不同程度地潛生著”。
外部世界的衝擊顯然給了這些知識分子比較與思考的啟示。
出國遊學的中國遊於們，在經過了一番顛簸以後，“他們首先看到一個與他們的祖國大不相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社會，並感受到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留學生們踏出國門，從封閉落後的環境中掙脫出來，呼吸到近代化社會的新鮮空氣，處處感受到新奇與進步。第一印象總是膚淺的和難以深入的，但卻是鮮明強烈並且具有震撼力的，它將長久地活在一個人的心目中，甚至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精神世界”。這種強烈的反差，更鮮明地體現在日本國。日本曾經是那麼的弱小，不堪一擊，如今卻是遠遠強大於中國。而此時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也是轉變巨大：從頂禮膜拜到漸趨淡漠，再到輕蔑侮辱。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日本賭以國運，誠惶誡恐地全力以赴，結果獲得勝利。從此，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為之一變，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輕視中國，並侮辱中國人為‘清國奴’（chankoro）”。他們把這種歧視和輕蔑也用到了中國留日學生身上，“民國時代的留日學生憎厭日本人開口‘支那’、閉口‘支那’，已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這是由於大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存有輕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國人對‘支那’這個名稱反感所致。留日學生一聽此名，即如芒刺背，心中非常痛苦不安”。
日本的強大，以及在日本所受的屈辱，深深震撼著巴蜀子弟的靈魂。“我們生長在如此可有為之四川，不能……為各省的領袖，以與日本爭亞細亞之霸權，那也就太辜負四川了。唉！據四川人現在的程度看來，豈但不敢望與日本比肩，並且為各省同胞所不齒，不罵我們是川老鼠，就罵四川人有奴隸性質，為中國民族中之最劣種。說到這裏，做報的人，也不能不為四川前途痛苦了。”他們渴望祖國的強大，渴望巴蜀的強大，渴望著在日本所見到的新奇的事物在中國紮根，渴望這些新鮮血液能夠注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病弱的軀體中。在日本人的那種積極上進的“大和魂”的感召下，他們開始審視中國，審視巴蜀；開始呼喚中國魂的回歸，呼喚巴蜀魂的回歸。當代著名作家流沙河，曾在《老成都》係列叢書的序言中呼喚成都魂的歸來：“成都人咧，麻辣燙鮮吃掉的魂回來沒有？成都人咧，買彩搖獎擠掉的魂回來沒有？成都人咧，麻將撲克賭掉的魂回來沒有？成都人咧，拉幫結派鬥掉的魂回來沒有？成都人咧，提勁打靶吹掉的魂回來沒有？成都人咧，追星趕潮跑掉的魂回來沒有？”和平年代要呼喚魂魄的歸來，在當時那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巴蜀魂更應該回歸，中國魂更要回歸。有了靈魂，才有了思想；有了思想，才有了發展的可能。巴蜀子弟在異域的國度裏，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於是在日本，一時形成了以同鄉會的名義創辦雜誌的熱潮，四川留學生以及雲南、湖北、浙江、江蘇、河南、江西、陝西等省的留學生在異國他鄉先後創辦自己的雜誌，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江蘇》、《雲南》、《河南》、《江西》、《夏生》（陝西留學生創辦）等等，從一省的安危推及到全國的安危。他們在呼喚著各自的故鄉魂，卻都是為了同一個中國魂的回歸。
整個20世紀，“憂患意識”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大主題，在探討其發生發展時，巴蜀子弟的域外驚覺是無論怎樣都不可忽略的。他們“先蜀人之憂而憂”，憑著“子規夜半狁啼血，不信東風換不回”的赤子之心，和創造“西南半壁警鍾”的莊嚴承諾，使得川籍留學生在扶桑異域散發出了別樣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