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南邊的男人實際，雖欣賞風月場中的鶯聲鸝語，卻也知道這些女子無非是瞅中自己鼓鼓囊囊的錢包，在一片“老公”聲中未必便認溫柔鄉是家鄉，一旦新歡不滿足於做外室，提出嫁娶問題，便是這關係結束之時。這種情景隻要看看那些外逃的經濟犯罪分子在出逃之前，一般都是將自己的“黃臉婆”和兒女們先行安排至海外，情婦們雖受寵愛，卻一般不在“外放”之列，便可知這類遊戲有多少感情因素了。筆者曾親耳聽到一位富翁的“大婆”和“小婆”爭吵，年輕嬌豔的“小婆”譏笑“大婆”說她沒本事，看不住自己的老公；“大婆”則罵“小婆”說“你有本事跟他過到老”?在此風浸染下，南下來此的北方(南邊習稱韶關以北為“北方”)男人們，很快在婚戀問題上“入鄉隨俗”，並將之提升到“理論”上認識，總結出有名的四句風月場中的遊戲規則，即大多數S城男人都稔知的“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厭舊；瀟灑不亂灑，風流不下流。”意謂原來的“黃臉婆”不“休”掉，新歡可以一個一個地接著找，瀟灑地花錢但不會亂拋灑感情(即不會和“小婆”長久廝守)。這種既顧念了結發之情，又不妨礙自己在外尋歡作樂的作法可謂是兩全其美的“風流不下流”。至於這種婚姻是否還有尊嚴，那可是作為當事人的男女雙方都不曾想過的問題。一些從北方來的女子如試圖捍衛婚姻尊嚴，其結果絕不是男人浪子回頭，而是以自己被離棄告終，成了再婚困難的中年怨婦。
這類風塵女子過慣了拿金錢鋪就的寄生日子，要想再像正常人那樣生活和工作，事實上已沒有多大可能。因為她們的觀念已變，她們看待世間萬物萬事的眼光已變，這種以性作資本謀生在她們看來隻是社會職業的一種。尋常工薪族的工資用她們的話來說，還不夠她們置一套高級時裝，從前任嫖客那裏弄來的錢在尋常人手裏是筆財富，在她們卻經不起幾下折騰。因此她們的危機感實際上比誰都重，一旦被包養者拋棄，其“出路”不外乎三條，一是趁自己尚年輕貌美再去覓新的主顧，重演昨日的故事；二是從“批發”轉成了“零售”——“包妹”和“路邊雞”之界限原來就不是很分明，可以互相轉化：在嫖宿中嫖客滿意，可以將其“包養”起來，包的期限全視實際需要而定，而包養者一旦出事或另有新歡，包妹又得成為路邊雞；三是去做“媽咪”(即老鴇)，走這條道的需要“道上高手”，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酒店老板對這些“媽咪”都是奉迎有加，因其帶有客源，可以保證酒店生意興隆。
這類灰色女性中的最底層就是“路邊雞”和“發廊妹”及各種“三陪小姐”，這些女子姿色平常，文化檔次較低，多來自小城鎮和農村。她們接待的多是偶然的尋歡客，既是“掃黃”最容易落網的對象，又最容易被黑社會“爛仔”和謀財害命者盯上。她們的青春消逝得最快，筆者見過四川、湖南、廣西等地不少女孩到沿海，操上這種生涯不到幾年，就染上毒癮和性病，最後成了被社會拋棄的渣滓。
這些灰色女性一旦踏上這條“煙花路”，也就是踏上了不歸路。筆者曾想對她們其中的一些人進行長期追蹤調查，但她們往往在“風光”一陣以後就化作一縷煙塵隨風逝去，隻有通訊錄上的聯係地址和電話號碼才證明她們在這個城市生活過。
我一直認為，最可恥的並不是這些女子，而是那些依附在這些女子身上討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在“白色世界”裏有一定地位，但卻偏要進入這個“灰色世界”裏奢淫無度的人，正是他們的需求和供給能力才使這批女性有了生存基礎。
四
從未到過南邊的家長們，也許並不知道她們的女兒是“包妹”，隻以為女兒大本事，竟能掙出如此之多的錢來養家。但實際生活中，許多“包妹”的家人其實知道自己的女兒、姐妹是用什麼方式賺錢。如前中信實業銀行深圳分行行長高森祥最後一位情婦的母親，明明知道高的情況，但在高的金錢炮彈“攻擊”下，感動得竟直說高是個好人，再三叮囑女兒要“對得起高行長”，哪裏還有什麼是非觀和廉恥心?
這些“包妹”們，一般隻能在S城一些專為她們開的高檔時裝店和美容店裏受到表麵上的尊重，她們雖然可以和“白色世界”裏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明鋪暗蓋，辦成許多一般人無法辦到的事情，但卻無法得到社會的尊重。畢竟“笑貧不笑娼”、僅以擁有金錢的多寡來評判人的等級標準暫時還無法在“白色世界”裏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認同。在S城，我曾見到許多號稱“成功”，且有一定社會身份，手拿“大哥大”，駕駛豪華車，金裝玉裹的女人，這些人容光照人，性魅力隨意揮灑在她們所到之處，一大批有頭有臉的男人都拜倒在她們的裙下。她們可以咄嗟立致千金，並通過各種渠道為親戚及家人弄來戶口、房子等一般人竭盡全力也難以弄到的東西。但可想而知，一個女人如果刻意在生活中將性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內心世界之殘破，也就實在令人可歎；其獲得“成功”方式之古老，則更令人感到可悲。對這樣的女人來說，她們隻擁有“現在”，既沒有“過去”，因為“過去”不堪回首；也沒有“將來”，因為年齡是她們的死敵。這類人也深知自己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是什麼，因此她們“衣錦還鄉”的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強烈。隻有在遠離她們“發祥”之地的故鄉，她們才可以去編織一些自己如何正當賺錢致富的故事，在親朋好友麵前露金灑銀，讓父老鄉親看看自己如何從一隻平平常常的小鳥成了一隻“金鳳凰”，藉此讓自己不平衡的心靈獲得某種虛假補償。但這樣張揚的結果往往是使家鄉人和家人接踵而至，西洋鏡也就隨之拆穿。這時候她們的家人們往往表現了一種可恥的“冷靜”，那是一種怎樣可怕的“冷靜”嗬。
在這塊土地上，筆者曾見到不少親生姐妹、妯娌、姑嫂聯袂賣淫者，往往是一人先南下，過上了家鄉人想也不敢想的富裕日子，許多沾親帶故者就連翩而至，明白了真相以後，後來者並沒有多少人抽身而退，而是主動要求先來者“提攜入行”。她們其中一些人的丈夫、兄弟甚至父母親，都和她們住在一起，每天花著她們賣身而來的錢而毫無道德羞恥感，仿佛這一“職業”和其他職業一樣具有正當性。一些男人索性就將自己的老婆當成自己的資本，筆者就認識這樣一位男人，他的太太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歌星，嬌柔嫵媚，受到許多達官貴人的青睞，有本事將夫妻兩人家族中大批無文憑、無專長的人調進城區，也有本事弄到許多工程之類轉包出去。這位丈夫不用做任何事，每日裏尋花問柳，歌台舞榭裏醉生夢死。他隻需牢牢把定一條，老婆不離婚就行。還有一位男人，自己秀色可餐的老婆成了總公司董事長的情婦，那位董事長為了方便兩人幽會並給予這位丈夫“補償”，於是將他外派至香港，作該公司駐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那男人也心安理得、毫無恚色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從此在香港過起了出有車、用有錢的瀟灑的日子。
在這些人眼中，老婆、姐妹、女兒就如商品一樣。最慘的是這些女子，當她們能掙錢時，家裏人從未指責過她們的行為，心安理得地花著她們出賣肉體和尊嚴得來的錢，但一旦這些女子不能再從事這些行當，斷了錢路以後，家裏人的羞恥感和自尊心似乎一下就複蘇了，紛紛以她們從事過那種不正當的職業為由，拒絕給她們以幫助。我曾見過不少女子淪落為路邊雞以後，被公安部門抓住遣送回老家，當初心安理得接受她錢財的家人，一看她們已沒有利用價值，都避之如瘟疫，誰也不肯收留，仿佛都忘記了當初自己曾接受過她們的幫助。
從來沒見過讓老婆、姐妹、女兒當妓女當得如此心安理得、毫無羞恥感的男人和父母。這些人的生活中，作為現代物質文明象征的物品什麼都有，唯獨缺乏一樣：人格和尊嚴。
五
根據對大千世界那些形形色色的嫖客的觀察，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絕非一般人，而是嫖女人用不著自己掏錢的“官”們，以及被社會視為時代弄潮兒的公司“老總”們。
這些年來“官”們涉足風月場在中國已不是秘密，每一個落網者都有不少前任及現任“情人”，如高森祥落網時還有四個情婦，王寶森更有高級別墅作為藏嬌及尋歡之所，向明序竟無聊到要在妓女麵前吹噓自己如何有權勢。這種情況下，王建業因隻結過兩次婚，且隻有一個情婦而被不少多情女性視為“情聖”就是理所當然之事了。至於內地那些在香港、S城兩地因嫖娼曝光而丟官棄職者，他們在內心深處的檢討必然是隻怪自己道行不深、運道不佳，決不會認為自己行差踏錯，犯了什麼了不得的大錯。
“官”們要風流，自然有人奉送美女。君不見早已有民諺將“小車、別墅、美女、叭兒狗”列為90年代成功男人的新“四大件”——婦女解放了40多年，到今日美女竟又和叭兒狗並列，成了男人們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夫複何言?這些人的公費養“小婆”和嫖娼的行為，令那些廣東和溫州地區養“小婆”的前農民們羨慕不已：人家養“小婆”可是不花錢的!你看人家要向情婦討好，根本用不著自己花錢，隻要一句吩咐，就有人奉上各種花銷；想送情婦禮物，就讓情婦直接去珠寶廠、服裝廠白拿，想拿多少就是多少，人家老板還得陪笑臉，忍著肉痛，唯恐侍候不周。這種氣派，這份瀟灑，又豈是一些沒有品級的白丁暴發戶能比的?
對婚姻尊嚴踐踏得最厲害的也就是這一類人。他們無視自己妻子多年來操持家務，在自己沒發跡之前和自己同甘共苦養兒育女的艱辛。筆者認識一位看上去人模狗樣的雜誌主編，此人之好色，使他屬下的正派女員工無法幹下去，因為幹下去隻有一條道：作他的情婦。他那位曾經漂亮的太太在他貧賤之時陪伴他走過一段很長的路，當發現他這類劣行以後對他進行規勸，這位從沒有忘記自己有副處級幹部且兼文化人雙重身份的人竟對他的妻子吼叫說：“你也不看看自己現在是什麼樣!你那樣現在嫁給誰去?老子沒休掉你算是客氣的……”
黑格爾曾將男女兩性關係作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這方麵比較完美的關係應體現在三個層次：一是法學領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領域，即性；三是美學領域，即情感。婚姻使人區別於動物，保持了人的尊嚴。性應追求和諧，是男女兩性關係建立的基礎。而隻有情感，才是兩性關係中最動人心魄的力量。而現在中國暴富階層和以權謀私者們的婚姻普遍沒有尊嚴，隻有形式。這些人的兩性關係中沒有愛情，對男人來說隻有肉體上的占有和物質上的施與；對女人來說，則是把青春肉體作為依附一個男人的資本。這種性的結合，與動物何異?
說到底，這類畸型的兩性關係其實也是折射社會萬象的一麵鏡子，是社會治道不佳、倫理觀念畸變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正因如此，一些“灰色女性”麵對別人指責自己是“寄生蟲”時，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辯駁：“我是寄生蟲又怎麼樣?咱們國家養了那麼多的寄生蟲，養肥了不說，還蝕了社會主義的牆腳，……他們躺在國營企業的招牌上，整個企業都吃空了，還在那耀武揚威指手劃腳的，指責別人賺錢是不應該的。……我要是寄生蟲，也隻是條小寄生蟲，我除了吃我男人的肉，也沒有害別人，也沒有危害社會。還不至於說我該死吧!”——麵對更可怕的汙濁，這些“包妹”自然可以說得理直氣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果僅僅隻分析和指責“灰色女性”階層本身，遠遠不能揭示這種現象的內在本質。
縱觀中國當代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眾生相，就會發現國人中有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道德羞恥感。但是人們如果隻注意從性的角度去描寫灰色女性，而忽視了這一階層存在所包涵的社會意義，那最多隻是一種獵奇式的淺層次描寫。
救救已淪為經濟動物和那些行將淪為經濟動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