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世界與曆史走進現實
——追溯東西方婦女地位的文化源頭
何清漣
在中國將婦女地位作為一個嚴肅的話題來談，是從“五四”時期開始，於今算來已有幾十年曆史。頗有意思的是談女權與婦女地位，談怎樣才能做個好女人等等，參預者其實大多是男性，如我之類的知識女性則很少參預這類談話。
這倒不是因為我這一類女人在男性世界裏受到充分尊重，所以就不重視婦女問題，實在的原因隻是因為在婦女地位這一並不輕鬆的話題上，我們很難找到與男性的契合點。更何況，向無所不在的曆史沉積物開戰，頗有點像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
還是從曆史源頭那裏開始追溯中國人的婦女觀吧。
女性在曆史傳說與神的世界裏
先說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曆史故事。
特洛伊王子帕裏斯從希臘將希臘王後海倫拐回本國，引起了一場長達10年、牽動了幾十個國家參加、不少君主和無數英雄戰死的特洛伊戰爭。但西方的文學家是這樣描繪這場戰爭的結尾：“當海倫出現在眾位希臘英雄麵前時，阿開亞人為她無比美麗的麵龐和她娉婷動人的體態而感到眩惑。他們心想，為了這樣一個錦標，追隨著墨涅拉俄斯(海倫的丈夫)航海遠征，並經過十年戰爭的危險和痛苦，畢竟是值得的。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傷害海倫……”海倫在西方的故事中，無論是遠古的荷馬史詩還是後人寫的希臘神話傳說中，從來沒有人要求她為這場戰爭負道德責任。
再看看中國曆史故事，從妲己禍商、褒姒滅周之類不絕於史書的記載中，人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國的曆史學家們總是很輕易地將亡國的責任推卸到這幾位君王的寵妃身上。似乎隻要這些“紅顏禍水”不存在，那個朝代就將綿綿不絕地延續下去。至於著名的美女西施，更是被臥薪嚐膽、誌在複仇的越王勾踐作為“禍水”而送到吳王夫差那裏，目的是使夫差玩物喪誌，讓勾踐能夠步步為營地完成滅吳大計。這種“紅顏禍水”的罪孽意識是中國曆代男人們的共識，所以上述那些傾城傾國的美人們往往被視為“妖孽”，沒有什麼好下場，所謂“美人自古如名將，不使人間見白頭”，即指她們的結局而言。即使身負滅吳興越使命並立了大功的西施，也在吳亡以後被越王裝進麻袋沉入西湖。“安史之亂”時，唐明皇倉皇出逃，兵行馬嵬坡之際，為軍隊所脅，隻得殺寵妃楊玉環“以謝天下”。在這種代代相傳的罪孽意識熏陶下，久而久之，就連這些女性本身也隱隱覺得自己有罪，號稱以詩寫史的吳梅村寫下傳頌一時的《圓圓曲》，中有“衝冠一怒為紅顏，慟哭六軍皆縞素”之句，該詩所詠為江南名妓陳圓圓，這位美女在明亡後就曾稱自己是“不祥之身”，主動“承擔”了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滅了漢人江山的曆史責任。
這種人間的現實折射到神話世界裏，就是女性在中國和西方的神話世界裏享有迥然不同的地位。在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斯山上的眾多神祗中，男神們往往隻作為力量的代表，他們的光彩在眾多明媚耀眼的女神映照下黯然失色。輕靈與成熟之美固然屬於女神，就連“智慧”也不屬於男神，繆斯三姐妹不僅主掌了詩歌、文學、藝術和音樂，還掌管著曆史、哲學這種人稱排斥女性的學科，宙斯的女兒雅典娜更是集智慧力量與美為一身。在天神與人交戰的特洛伊戰爭中，隨處可見的是眾位女神的身影，男神們隻是作為陪襯出現。
中國的神話中有什麼女神呢?遍查典籍，可以發現一個補天的女媧，但從女媧的傳說中，人們還是可以發現她是因“造人”這種隱喻的生殖功能，才在中國的神話世界中受到神的待遇；善的化身“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明明是個女性，中國本土的佛教還要編出其前身是個男人的傳說，將她弄成性別不明的神祗。至於那王母娘娘，世人除了她擁有一個蟠桃園，周穆王駕著八駿西遊時曾向她求過不死藥之外，幾乎不知道她作為一個神祗存在的意義。中國的神話中也有一些女仙，如嫦娥、織女等，但那都是編神話的先民們感到隻有男性神祗的神話世界未免寂寞，才又添加了一些麵目性格都很不清楚的仙女們，為男性神祗世界增添一點色彩。
神話是現實的折射，在這樣一種層層淤積的厚重曆史文化中，男尊女卑了幾千年，中國的小女子又到哪裏去“抖回精神”?
中國與西方政治舞台上的女性
女性在神的世界裏享有的地位就是女性在俗世的地位。比較一下西方和中國的政治傳統，更會發現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西方王室的女子可以繼承王位，王後在政治中也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並獲好評。1558～1603年統治著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在生深受其臣民愛戴，去世後則一直被曆史學家稱為“偉大的女王”，認為她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在她統治的45年當中，英格蘭擊敗了世界上雄冠一時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國際上奠定了強國地位，在國內則厲行節約，加強國家財政管理，使英格蘭穩步走向繁榮。英國後來成為“日不落帝國”，其強盛之基始奠於伊麗莎白時代。在伊麗莎白一世的關心下，16世紀的英國文化在曆史的茫茫夜空中顯得是那樣輝煌燦爛，詩壇妍麗多彩，戲劇也進入黃金時代，莎士比亞、培根、克裏斯長弗·馬洛、埃德蒙·斯賓塞等人類文化史上的耀眼明星濟濟一堂，由他們智慧凝煉而成的作品成為人類文化的瑰寶。西方的曆史學家們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從來就沒有人因為伊麗莎白一世個人生活的浪漫而否定她的傑出政績。
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雖然沒有伊麗莎白一世那樣光明祥和，但她的文治武功也顯赫一時，並彪炳後世。她對內加強經濟、軍事、文化建設，剝奪教會財產充實國庫，並起草了俄國曆史上第一部憲法，成功地推行了行政改革，投入大量資金興建了100多個市鎮，發展交通，擴大貿易；對外則明智地與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等強國修好，成功地解決了波蘭問題，吞並了土耳其的克地米亞以擴大疆土；她保護文學，鼓勵發展科學，興辦學校，她和當時許多世界文化名人保持著長期通信，並與著名哲學家狄德羅、伏爾泰成為至交，號稱“法國啟蒙運動的朋友”。在她的努力下，終於發展成一種獨特的俄羅斯民族文化。在俄羅斯曆史上，她與彼得大帝齊名，曆史學家這樣評述她的功績：“彼得曾為俄羅斯打開對著歐洲的窗口，而她則打開了一扇大門。彼得大帝迫使歐洲承認強大而獨立的俄羅斯的存在，而她則確立了俄國作為歐洲一流強國的地位。在大多數俄羅斯人的心中，彼得和葉卡捷琳娜兩人的名字是聯在一起的。盡管俄國人以有彼得而自豪，但他們也不斷頌揚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這個日耳曼血統的女人給俄羅斯帶來了榮耀。”
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以及曆朝執政的太後們遠遠沒有西方的同類幸運。“男主外，女主內”在中國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牝雞司晨”(即女主國事)是國之將亡的征兆。明太祖更是將“後妃幹政者斬”的鐵牌豎立在宮裏作為嚴訓。唐朝女皇帝武則天，在曆史典籍中一直被曆史學家描繪成邪惡狠毒淫蕩等人類惡德的集大成者。至於慈禧那更是一無是處的陰毒女人，一些傳統士人甚至寫出“興亡皆由兩太後”來總結清朝曆史，認為清朝“興也太後(孝莊太後)，亡也太後(慈禧)”。即便是那興清有功的孝莊太後(順治的生母，康熙的祖母)，雖成功地輔佐了兩朝皇帝的朝政，但也因其有“下嫁”小叔多爾的嫌疑而蒙上了一層羞恥的色彩，受不到史家足夠的尊重。其實這些女皇帝與太後的陰毒完全是男人們給逼出來的，試想，她們的統治既得不到法理上的承認，要想成功地保全自己孤兒寡婦不受人家欺負並被“搶班奪權”而身首異處，便隻有以更毒辣的陰謀來對抗來自朝臣們的陰謀。那些無能力反抗的皇室孤兒寡婦們的悲慘下場在曆史上難道又少了?後周柴世宗英雄一世，死後遺下孤兒寡妻，立刻被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去江山。正因為需要麵對眾多覬覦皇位者，這些太後們執政以後，主要精力必須花在對付朝臣們的陰謀上，根本無暇去修治“文治武功”，能夠戰戰兢兢謹守祖宗舊製，不被周圍虎視眈眈環視著的陰謀家們推翻已算萬幸。那位能在陰謀算計之中多少做點政績出來的武則天，其能力之強在中國曆史上可算是惟此一例。
這些貴極一時並執政的太後們尚且如此戰戰兢兢地生活，一般婦女們的社會地位可想而知。那楊門女將和花木蘭從軍的故事，隻是一些文人為寂寞的男性世界增添的一些調料罷了。
中國和西方女性的文學形象
儒家文化明確宣布了“男尊女卑”的倫理觀念，婦女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地位。孔子那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名言早已被中國的男人們爛熟於心，琅琅上口。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大多具有審美價值，是男性抒發情感的對象，如普希金《給凱恩》那首膾灸人口的詩歌，向世人抒發了男性對女性美的向往。歌德在《浮士德》的結尾，設想了一位光明女神來引領浮士德進入天國。法國大革命中的羅蘭夫人，因其道德力量而一直被作為法國大革命中的美感象征而被稱頌。埃及女王克利奧佩特拉先後與羅馬的兩位政治巨頭凱撒、安東尼的戀情，從未被西方的文學家和曆史學家說得淫穢不堪，其悲劇結局還被賦予了詩歌般的浪漫色彩。法國啟蒙時代巴黎那些有教養的貴婦人舉辦的沙龍曾為啟蒙時代的思想巨子們如盧梭等提供了一個馳騁思想的廣闊天地，人們甚至說，啟蒙時代就是因女性而催化的。而中國女性在舊小說中的地位悲慘，可以用《水滸》作為例子。
水滸是個男人的世界，那裏隻有少許幾位女性，以正麵形象出現的母夜叉孫二娘，除了對同類(如武鬆等)以外，已沒有女性的善良，竟以殺人做人肉包子為職業。那有女性韻味的潘金蓮、潘巧兒與閻婆惜之類，雖然有幾分姿色，但一個個邪惡淫蕩。而書中的這種女性觀竟從來就沒有受到過中國文人們的質疑。如果說上述例子還不能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缺少對女性在精神上的審美情趣，再舉幾例就可知女性在中國存在的價值完全是作為性對象而存在，那“房中術”對女性價值的認識，包括後來稍晚一些的晚清小說如《老殘遊記》等書的豔詞之類，都隻從一種純粹的生物意義上看待女性。馮驥才曾寫過一篇著名的小說《三寸金蓮》，就曾很深刻地揶揄過中國男人在女性問題上的病態。而女人一旦隻被從生物意義上欣賞，兩性之間的愛情也自然很難得到稱頌。拿破侖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界宣告，他征服歐洲是為了對約瑟芬的愛，而中國男人對女人的愛卻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吳起為了取信於魏王可以殺妻，《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手足斷了不可再續，衣服脫掉可以換新的。
中國女性之地位，於此可見一斑。至今我們到一些農村中去，仍然可以看到女人吃飯不準上桌的風俗。計劃生育在農村難以有效推行，就是因為廣大農村至今仍然未將女兒視為延續宗祀者。深圳農村城市化後出嫁女在娘家持有股份的爭議，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特征。
曆史在行進。從“五四”運動出現中國第一批新女性以來，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中國已經走了很遠很遠。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17年，中國婦女在各個領域都盡展才華與風采，使當代世界變得格外絢爛多彩。但是中國女性也從此進入了多事之秋。比較引人注目的問題是男性和女性的命運存在這樣一個差別：在事業上獲得成功的男人們，往往在婚姻愛情上也多姿多采；而在事業上成功的女性，卻經常在婚姻愛情上觸礁。由於婦女在就業和婚姻方麵遇到的種種問題，婦女地位問題又一次凸現到人們麵前。有的研究者已經指出，婦女地位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方麵中央政府采取了各項措施保障婦女權益)，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有許多婦女在經濟上獲得相當成功，但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卻相當不幸)，而是一個文化問題。因為人是文化的沉澱，一個民族的婦女觀確實能從一個很重要的側麵反映一個民族的精神特質。
今天中國的婦女社會地位由中國沉積了幾千年的曆史文化確定，它不是寫幾篇文章呼籲一下就能解決的問題。但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一塊藍天下，沒有女性的男人世界和沒有男人的女性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無論怎樣在婦女問題上爭來吵去，有一個問題必須注意，那就是女性亦有人格尊嚴。在考慮如何做一個好男人或好女人前，首先要考慮如何做一個具有人格尊嚴的人。兩性世界中，任何一種試圖貶抑另一性的做法實際上都是對人格尊嚴的一種侵犯。
恩格斯說過，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的天然尺度。試想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痛快淋漓地將毫無反擊能力的女人貶抑到了極致，但男人們活得何嚐有什麼人格尊嚴?這些話題是五四運動時期做過的老文章，這裏無須重複。
“女性主義”與“神學”
劉思謙
我在讀到這本書之前，對“女性主義神學”一無所知。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主義”和“神學”這兩個詞很難聯係在一起。這本《女性主義神學景觀》(《女性主義神學景觀》，［德］E·M·溫德爾著，刁承竣譯，三聯書店1995年8月。)，光是書名這種奇特的組合就引起了我的興趣。女性主義神學，怎麼回事？出於好奇心，我打開了它。想不到竟然讀下來了，讀得津津有味，幾乎是一口氣就讀完了，有些章節又回過來再讀一遍。它比我所讀到過的任何一本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著作都要親切得多。“女性主義”和“神學”這兩個原先以為不相關的概念在我的心目中緊緊地靠攏在一起了。我現在覺得這二者原本就應該是這樣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
女性主義神學始於本世紀60年代末美國神學界，是在學生運動、黑人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的直接影響下興起的，並波及到歐洲大陸。據作者伊麗莎白·溫德爾介紹，歐洲神學界因為覺得“女性主義”這個詞有“攻擊性”，“不嚴肅”，不能同“神學”這個“嚴肅的詞”連在一起，曾嚐試用別的詞來代替，卻苦於找不到更合適的詞。我在讀完全書後覺得找不到別的詞代替是因為沒有比“女性主義神學”這樣的組合更貼切地表達兩者之間本質的內在的聯係。這是對“女性主義”也是對“神學”的批判、揚棄與綜合。在這樣批判性的綜合中，無論是女性主義還是神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攻擊性”的、“不嚴肅”的有悖於其初衷的東西被揚棄了，被歪曲和被遮蔽的實質性的內涵得到了保守和發揚，重新顯示了它們各自的生機和活力。我在閱讀中被喚起的那種親切感、認同感和現實感便說明了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