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領導風格
與美國對華政策
奧巴馬的領導風格無疑深刻地影響著對華政策，對中美關係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基於以上對奧巴馬領導風格的分析，我們對中美建設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前景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第一，注重溝通的奧巴馬必然重視中美之間的高層戰略溝通，其組織能力助推了中美戰略溝通安排的製度化和多樣化，這有助於雙方進一步拓展共同利益，盡可能地避免誤判對方的政策目標和戰略意圖，管控分歧，防止對抗。2009年，奧巴馬與胡錦濤主席一道將“中美戰略對話”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並升級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製就是這樣的措施。毋庸置疑，中美兩國領導人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最可靠的動力。自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以來，中美重新打開交往大門已逾40年，兩國關係發展盡管不時遭遇牽絆，但總是能夠克服困難，不斷前行。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兩國領導人往往能以長遠的戰略眼光和非凡的政治魄力，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曆史機遇。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先生曾在《外交政策》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領導人之間的私交有利於中美兩國關係，使之不會因為個別事件或偶發事件的衝擊而脫離正軌。他認為，中國高層領導人之所以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再平衡”動作反應相對溫和，部分原因便在於兩國領導人會談時可能存在私下的充分溝通。[8] 當然，我們的溫和反應既體現了中國在外交事務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也是著眼於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的戰略大局。此外，奧巴馬願意兼聽、善於駕馭不同意見的認知風格有利於他形成相對平衡、務實的對華政策框架。
第二，政治技巧和政治遠見有助於奧巴馬製定對華政策時協調各方利益平衡、政策調整帶來的負麵影響，從而有利於維護中美關係的長期穩定。奧巴馬在其《無畏的希望》一書中曾明確表示，“中國是美國在經濟上的最大挑戰，而不是軍事上的最大挑戰”。[10] 奧巴馬就任以來的對華政策表明，他不僅將自己對中國的這種基本判斷貫徹到了現實政策中，還善於通過協調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而達成一項相對平衡穩健的對華政策。譬如將經貿關係的平衡作為對華政策的主攻方向，一方麵提振美國的國內就業市場，另一方麵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確保美國經濟的相對優勢；而在對華安全關係上則既保持必要的防範，又避免過度激怒中國，以防止中美直接對抗的局麵出現。美國蓋洛普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支持了奧巴馬的上述對華戰略。該調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和多數美國輿論領袖認為中國對美國是友善的，或認為中國可以成為美國的盟友；隻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不友善的或是敵人。[11]
第三，激情不足、善於求穩的情商特征可能使奧巴馬在美國對華政策傳統中那些需要切實改變的方麵難以走出超越性的步伐。雖然尼克鬆、卡特、克林頓在情商方麵存在不足，使他們總統任內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但他們卻在中美關係中實現了超越性的政治步伐，尼克鬆改變了中美長期以來的敵對關係，卡特完成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曆史任務，克林頓果斷地將中美經貿關係與人權等政治議題脫鉤、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奧巴馬的情商品質可能使他過於求穩，從而阻礙他做出類似的外交政策變革，他在對台軍售、會見達賴喇嘛、人民幣彙率矛盾等中美關係的核心議題上的表現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奧巴馬政府未來能否在放棄對華高技術出口管製、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這不僅是對他是否具有真正政治遠見的現實檢驗，也是考察其情商特征影響對華政策的主要標誌。
【本文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和平發展戰略視角下的中國國際領導力研究”（項目號12KDB017）的成果之一，特此致謝。】
（作者係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