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統治或者體製成為一種暴力，道德的缺失、話語權的缺失，就形成一種固定的社會生存狀態：沉默，然後被迫邊緣化。我個人認為，這是魯迅先生《藥》這篇小說中最深刻的內蘊之一。在《藥》的特定社會語境裏，沉默者作為生命個體的基本生存意誌，已經被徹底漠視，更被徹底瓦解。無論是華老栓一家，還是夏四奶奶，以及不想沉默的夏瑜，無論是那一幫茶客，還是告密者夏三爺，或者是那一隻站在樹上沉默的烏鴉。沉默作為人的一種基本社會權利，理應受到尊重和保護。但是，由於社會的整體失衡，這種本應受到保護的權利，卻隻有一種被迫的途徑：在權力陰影下，整體麻木又整體混沌。
我們都知道，沉默的意義是有條件的。我們更不否認，沉默的符號意義都具有社會深度。當沉默成為一種政治符號，或者是政治符號下的文化符號，沉默就不僅僅局限在語言的範疇，也就不再單指純粹的無聲狀態。由於強勢者的權力淩駕，弱勢者常常成為強勢者消磨的對象，甚至成為強權者虛化的對象。也就是說，由於強勢者的權力漠視，使得弱勢群體隻能成為一種空洞意義上的原始符號，使弱勢群體在整體上變得沒有意義，這種整體上的無意義再進一步延伸，就使整個社會的弱勢群體再也沒有任何人格意義上的基本尊嚴，再也沒有任何社會意義上的基本尊嚴，更沒有任何道德意義上的基本尊嚴——人的社會存在被嚴重邊緣化。雖然海德格爾認為，沉默也是一種言說，沉默乃是一種語言的真正狀態，但福柯卻認為，沉默就是自身拒絕表達，或者嚴禁說出的東西。
根據這個界定，我們就知道，沉默在實際意義上，可以分為無意沉默和有意沉默。前者是生命個體或生命群體根本無話可說。比如春秋時期的齊國，齊威王廣開言路，經過一段時間的喧鬧，老百姓在暢所欲言之後，實在無話可說，就隻好沉默。《戰國策·齊策》中有此專門記載。我們暫且不去推測事象的真假，單就這種景象，我們就可以看出，政府並不剝奪老百姓的話語權，在某種意義上，政府是起一種話語導引作用，而不是使弱勢群體的話語邊緣化。這裏當然有一個大前提，這個大前提實際上與君王的心理走向有關，當然也與鄒忌有關。如果鄒忌不勸齊王納諫，或者齊王拒絕鄒忌的勸諫，作為百姓，還是沒有真正話語權的。因此可知，當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社會保護時，沉默不論是整體，還是個體，都對國家沒有危害。反之，故意沉默就是話語權的失衡，也就是福柯所說的拒絕表達，嚴禁說出的東西。本來想說，但就是不說，偏偏不說，堅決冷眼相向，也就是弗蘭·森德拜勒所說的，沉默就是沉默自身，是沒有語言的意思。這種沒有言語，實際上就是一種有意義的故意沉默。這種有意義的故意沉默，實質上是對話語霸權的一種冷漠對抗，也是對話語權擁有者的冷漠對抗。《國語》中就專門有一篇，這個記載與周厲王的強權統治有關。當老百姓隻能道路以目，而不可言說時，這個時候的沉默既是一種被迫，也是一種故意。
當然，上述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是事物當中的偶然。我們認為，當弱勢群體對所有的東西或者事物表現為不可言說時，沉默的世界反而蘊藏更多的聲音。一旦這種聲音在失衡狀態下總爆發，就會對權力霸權形成一種極限挑戰。這種極限挑戰的結果卻又常常形成新的統治暴力，這就是曆史。根據這個敘述，我們再來看沉默。按照德裏達的闡述，沉默實際上是一種狀態。按理，本來應該是語言的起源與來源。但是，它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沉默具有一種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承載語言並出沒其中，語言隻能依賴於沉默並產生於沉默之外。為此，魯迅先生的小說《藥》，在權力的陰影下，失語的人群正在被迫邊緣化。這種邊緣化就是他們的無意識沉默——隻能沉默——被迫沉默。他們被迫的沉默才是那個特定環境中真正的語言狀態。
我們不否認沉默是一種權利。這種權利人人均等。我在或多或少讀了曆史上幾本書之後，才慢慢理解：沉默實際上是一種美德。魯迅先生所說的“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隻是一種有限的善良假想，實際上是先生對暴力過於樂觀的估計。如果我們都在沉默中，當然是一種幸福——但這裏仍然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當權者真正具有寬容的道德力量。如果當權者要我們幸福，我們就沉默；如果當權者不要我們幸福，我們也沉默。根據此，無論我們幸福不幸福，都隻有一條必然的道路——沉默。
但人是群居動物，沉默太久，總有表達的欲望。這種欲望一旦形成，想要恢複到沉默狀態，實在有些困難。阿Q先生就是這個方麵的典型。阿Q先生的整個人生遭遇，就在於不沉默。還有一點就是，阿Q先生的發育不健全，卻又緣自於沉默。這種發育不是指心理，也不是指生理，更不是指智力。如果阿Q先生像托爾·海雅達爾《孤筏重洋》中的人物，或者是像笛福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中的星期五，可能就是另一種生命層麵。但阿Q先生隻有遺憾，我們今天看到阿Q先生在文本上遊走的命運，就更加遺憾，因為我們隻能暫時理解他頭上的筷子或者辮子。與此相似的，還有《祝福》中的不穩定因素——祥林嫂，作為過客的賀老六，以及那群專門要聽悲慘故事的老女人，幫閑而又善良的柳媽，上躥下跳又助人為樂的魏老婆子。這好像又有些遠，回過頭來，繼續說沉默。
二
在《藥》中，沉默與拒絕沉默的二元對立是肯定的。拒絕沉默以夏瑜為代表，這種代表基本上是個體的，由此可知其命運的歸宿。維護這種沉默以康大叔和紅眼睛阿義為代表（其實，紅眼睛阿義也僅僅是權力陰影下的寄生物）。這兩種人物的對峙，結果以不沉默的滅亡為最終代價。介於此二者之中的，就是另外一群了。魯迅先生在這篇小說中，呈現了兩個世界的對比。一個是暴力世界（即強權意誌），以及這種強權意誌下形成的喧鬧的環境意誌——集中在茶館中表現出來的——背後的終極沉默。華老栓一家、夏四奶奶，還有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二十多歲的，都是這種環境意誌下的供品。一個是沉默或者沉寂的世界，一個是喧囂與鬧騰的世界。在這裏，環境意誌是權力霸權的表現或者結果，而沉默或者沉寂，則是這種權力暴力下的附加載體，一種承載弱勢群體生存現實的基本符號。
在此之中，話語權的霸道集中體現在康大叔身上，而沉默則集中體現在華小栓身上（作為個體生命，華小栓是完全可以被忽略的，但又必不可少。這個人物成為小說的中心軸而存在，但他始終是沉默的，這種沉默當然緣於嚴重的被邊緣化）。在這篇小說中，茶館的意義非同小可，沉默與喧鬧在此形成兩極，構成魯迅此小說的特殊意義就在這裏，隻有喧囂的權利意義，沉默僅僅隻是一種符號，這在小說的開篇就有明顯的暗示。在先生這篇小說中，人群被迫邊緣化的表現主要在三個地方：一是華老栓買藥現場的環境描寫（一群看客）；一是茶館中康大叔的高聲議論（一群茶客）；一是華大媽和夏四奶奶同時上墳（兩個孤客，外加一隻烏鴉，三個孤獨的生命過客。烏鴉的叫喊實際上是反襯環境的沉默。這裏，環境的沉默無疑是社會群體沉默的表征）。這三個地方的描寫，實際上已經貫穿了小說的主題：沉默的語境意義，以及人群的被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