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沉屙與生命走向
在文學領域中，那些跨越時空的經典作品，幾乎都是作家通過敘事與抒情的內在轉換，表達了作為人類的我們，與這個世界的共生關係：生命的內在沉屙與生命走向的本質苦難，構成了人類必然，甚至是絕望的生命本原。在這必然中，每一生命個體，都能找到自己與這世界順從或者對抗的反差極值：妄圖通過努力，看見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身影。
蘇軾的《赤壁賦》，在我個人看來，則是這種生命內在轉換與情感再現的經典之一，這種大苦無言的壯美，宛如堅韌而又倔強的金屬，在黑暗裏折射出幾分祥和的亮色：通過自我與時間的相互睥睨，傳達出一種特殊的人文情懷。作者在這篇賦裏，借助外在的敘事歡悅與內在的情感冷遇，表達出謫居的個人況味。縱觀蘇軾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蘇軾的個人遭遇總是離不開社會的賜予。蘇軾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的乖謬。在蘇軾的時代，朝廷還是相對開明的，而北宋皇帝，也是相對開明的。唯一不開明的，就是皇帝身邊那一幫奸邪的小人了。雖然任何一個時代，小人總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梟獍者。
政治上難以施展才情的蘇軾，在某種意義上，其流浪的命運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們“同心同德努力奮鬥”的結果。當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正如其弟子由所說，蘇軾遭陷害，絕大部分是因為他才學太高，名氣太大，口無遮攔，率性浪漫。一個才學和名氣都高的人，難免不開罪他人，也難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長就在於構陷，這點，曆史幾乎沒有例外。為此，蘇軾的被貶就成為必然。其實，朝廷對蘇軾本來沒有什麼，皇帝對蘇軾也沒有什麼。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紅著狗眼狠命亂咬，再開明的皇帝也經不住這種惡心的讒言蠱惑。好在豁達的蘇軾能夠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條無家可歸的狗，宿命般地浪跡天涯。蘇軾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沒有倒下，反而更加堅挺了內在氣節。為此，蘇軾被貶黃州所作的前《赤壁賦》，除了具有美學意義之外，更多的則是人文意義、社會意義。
當一個人站在社會或時代的斷麵，看得最多的，不是時代的歡宴就是時代難以言說的陰暗與陰險。在蘇軾的時代，社會格局是相對穩定的。統治集團內部在局部意義上也是和諧的。唯一不和諧的，隻是權力的傾軋。權力，在一般情況下都能使人喪失人性。蘇軾本人或許並不想卷入這種紛爭。作為翰林院學士的他，或許隻想讀讀書，看看天，喝喝茶，飲飲酒，偶爾去燈紅酒綠一下。但朝廷並不給蘇軾這種機會。誰叫你才學和名氣都高呢？當一個社會整體平庸，出類拔萃或者具有相對健全智慧的人，總是率先受到攻擊，這幾乎是一條不可言說的定律。本意善良的蘇軾，當然不太考慮個人，或者基本上不考慮個人，因為蘇軾無論在哪個方麵都是忠於朝廷的，也是忠於皇帝的。忠於朝廷的蘇軾，既不讚同王安石的改革變法，也不欣賞司馬光的頑固保守。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蘇軾，希望走一條比較中和的道路。但朝廷卻扼殺了他的善良願望。蘇軾的唯一結局隻能是發配，發配，再發配。這在當時，還算朝廷的恩典。因為“烏台詩案”僅僅是一個導火線，即使沒有“烏台詩案”，也可能出現“鳥台詩案”，或者其他什麼烏七八糟的詩案文案情案命案。朝廷要收拾一個人，總是很容易的，無論你多麼傑出。越是傑出的人，朝廷收拾起來總是越加順手，也就越有成就感。因為通過此，可以更加證明，朝廷是無所不能的，朝廷是絕對不可違逆的。
其實，蘇軾被朝廷趕出來，這應該是佛祖的庇佑。在當時的體製下，蘇軾沒有被砍頭實在是運氣，雖然差一點就被砍了。如此看來，北宋政府還是不喜歡砍文人腦袋的。秦始皇在砍文人腦袋方麵，開了個絕妙的好頭。也許，秦始皇的願望並不在此，他隻是給自己開了個冷幽默式的玩笑，結果無人喝彩，隻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殺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始”，到最後居然事與願違。好在宋朝皇帝沒有向秦始皇學習，或者已經學習了，結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臨頭又不好意思用起來。否則，十個蘇軾也玩完了。在這樣的曆史背景條件下，蘇軾從朝廷走向民間，終於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轉，也完成了從居廟堂之高轉向處江湖之遠的抒情敘事。
話雖如此，蘇軾還是朝廷的，其思維與走向仍是朝廷式的，無論怎樣被貶，他也不可能真正成為民間的一員。這是蘇軾的心理出發點。有了這個出發點，蘇軾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這當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長環境與社會走向所決定的。有了這個前提，蘇軾從朝廷到黃州隻能算是迫不得已的停駐。
黃州，實際上可能比蘇軾想象的還要差勁。但再差勁的地方，也有不差勁的景象或者想象。當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馬時，還有黃蘆苦竹，還有青山杜鵑。雖然景色不佳，鳥聲不脆，但總比什麼都沒有強。再說，潯陽江頭，脈脈的夕陽，白白的蘆花，皎皎的秋月，涼涼的金風，以及幽幽遠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軟軟波濤，不時拍打著老白的心。偶爾出去走走，看看，聽聽，說不定也會心曠神怡。所以，在那個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個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別友朋，聞見江中琵琶聲，也不禁悲從中來，道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歎，盡管老白的感歎與琵琶歌女的感歎有本質的不同。蘇軾作為那個時代，那個地點，那種景象，那種際遇，那種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難免不把內心難咽難訴的東西，借助景觀媒介，直接或間接地傾瀉出來。文人，一旦一帆風順，總是禁不住高堂走馬，長街揚鞭，那副春風得意的模樣，難描難畫；一旦遭厄，不是憤怒，就是幽怨，甚至自戕。屈原在這個方麵開了先例。李白先生在這個方麵也是典型。老李當年未出山時，總是鬱鬱寡歡，覺得天生我才怎麼就沒有個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見，卻立馬發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超級男聲。可在被朝廷驅逐時，又禁不住長喟短噓，特別是在個人美夢縹緲無依之際，居然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酸葡萄咒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