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自1905年誕生以來，就一直有意無意汲取民俗文化的營養。從北京豐泰照相館裏走出來的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其實就是民族傳統戲曲藝術的一次“影像複製”，以戲曲藝術為代表的民族傳統文化的“影像版”完成了西方的電影娛樂技術同中國本土文化的首次親密接觸；我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就是以影片的編導鄭正秋的家鄉廣東潮州的買賣婚姻習俗為題材的：“從媒人的撮合起，經過種種繁文縟節，直到把互不相識的一對男女送入洞房為止”程季華等：《中國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頁。，這種對民俗描寫的注重與熱情在中國電影史上從未間斷過。
“新時期以來，民俗化作為一種電影創作傾向在廣泛的矚目與非議中引起了學術界的研究興趣。從1984年的《黃土地》，經過《青春祭》（1985）、《盜馬賊》（1986）、《鼓樓情話》（1987），一直延續到《黑駿馬》（1995）、《悲情布魯克》（1996）等等，眾多電影文本都以其豐富的民俗內容成為新時期中國影壇的主流創作。”劉德瀕：《民俗化：對民族曆史與現實的電影闡釋》，《電影藝術》1997年第3期。而談及新時期中國電影的民俗化傾向，重心必然落在對“新民俗電影”的研究上。所謂“新民俗電影”，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來的民俗電影，在這些影片中民俗事象不再隻是環境的簡單描述和敘事的點綴。“（民俗）從地方色彩、環境氛圍、人物情調的構成因素升格為審美創造的中心，由題材參與和背景介入升格為敘事主體和主題載體。”劉德瀕：《民俗化：對民族曆史與現實的電影闡釋》，《電影藝術》1997年第3期。這其中，以張藝謀、陳凱歌等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創作又占據了十分重要而顯赫的地位，是“新民俗電影”中最為光彩奪目的一頁。
（一）“新民俗電影”產生的社會文化語境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當代中國電影終於掙脫出沉重政治負荷和陳舊藝術教條的束縛，在思想解放大潮衝擊下，中國電影又一次開始了新的思想探索和藝術追求。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我們這個民族從曆史的劫難中剛剛走出正欲重新騰飛的曆史轉折之際，“第五代”電影藝術家帶著心靈深處的曆史創痛向我們走來，在他們身上傳統的魂靈與現代意識真誠而又痛苦的糾纏酣鬥在一起，曆史的重荷與時代的困惑艱難地推進著他們無悔無怨的精神求索與靈魂重鑄。於是，中國電影又開始湧動出無比鮮活的生命氣息。而伴隨著越來越多的民歌民情、古風遺俗大量進入當代電影，民俗電影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電影的一種重要的藝術形態，“民俗化”也成為電影創作中的一種重要的藝術傾向。電影藝術與民俗事象的聯姻是當代文化的一種有價值的選擇。“第五代導演群落”試圖用厚重的文化感、深沉的曆史感以及豐富而多元的理性思維去探詢民族變革與發展的傳統淵源和現實基因。崇尚思索、尊重個性、尋求藝術上的新變成為這個導演代群的基本特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第五代導演執旗人物的張藝謀與陳凱歌。他們有著相似的社會經曆和人生體驗，“文革”成為他們共同的殘酷的成長背景，於是，焦灼、尋根與反思都一一構成了他們藝術創作中的基本情緒反應和人文立場。當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的《黃土地》橫空出世，這種起步於對蒼涼渺遠的“黃土地”的深情書寫和沉重反思，似乎對他們這一代電影藝術的探索者構成了一種意味深長的隱喻。對於“第五代”導演群落而言，一場浩劫所給予他們的生命體驗引領著他們不約而同地把藝術的取景框對準了民族曆史與文化的精神棲息地。最原始、最本真、最具有生命衝動的古風民俗、歌謠民儀等等事象成為他們電影作品中蓬勃的生命力、樸拙的野性美和灑脫不羈的個性。
於是在新時期的中國影壇上，我們看到了“第五代”電影人對民俗精致獨到又意味深長的銀幕書寫，這些民俗事象在具體的電影文本中，既有局部細節的真實感，又充滿了藝術的想象與造型意識。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濃鬱的民俗風情以及民族生存的艱難與種族生命的頑強不屈成就了第五代“新民俗電影”創作的鮮明風格和強勁深沉的文化張力，由此他們開始了一次對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獨特精神空間的影像闡釋和心靈觀照！
民俗，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原始先民派往現代的使者，民俗是一個民族精神本質的體現，民俗無論對個體來說，還是對一個民族而言都有著重要的精神文化塑造作用，民俗問題對於現實的思索與判斷也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電影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總是以某個特定區域的特定生活為描寫對象，從而體現時代精神與民族特色，而風俗則是特定的社會內容、社會感情和社會曆史豐富含義的濃縮與積澱。風俗的這種長期積澱，在人們中間已根深蒂固，不論是文明的民族，還是文化欠發達的民族，民情風俗都是社會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相當一部分電影藝術家自覺承擔起曆史的使命感，在由豐富的民俗文化萌生的創作“靈感”的觸動下，展開藝術創作活動，並在特定地區的風俗畫與風景畫中體現鮮明的民族文化與美學特色，形成自己獨特的影像風格。
於是，借助民俗來展開和曆史與傳統的對話與交流成為一個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電影藝術家的美學期盼。“民俗儀式是文化的活的標本，是民間文化及地域文化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以‘文化電影’為立足之本的第五代電影喜歡表現它（民俗），絲毫不難理解。”陳墨：《張藝謀電影論》，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頁。他們把民族責任感與曆史使命感融會到電影鏡頭前的民俗事象上來，力圖飛躍曆史文化的迷霧，撥雲見日，探視出民族文化的本真麵目，在現實中做出自己的文化選擇。無論是凝重沉鬱的《黃土地》和《孩子王》，還是生死豁達、愛恨分明的《紅高粱》和《菊豆》，以及華麗大氣的《霸王別姬》，奇異的民俗、狂放不羈的生命、壓抑又歡騰的人性在新時期的銀幕上盡情盡興地解讀著民族曆史的滄桑與沉重、傳統文化的燦爛與陰晦。於是，我們可以說，當年青一代的電影藝術家試圖對民族的曆史與文化進行闡釋時，“民俗化”成為一項重要的表意策略，我們稱之為“新民俗電影”。
（二）民俗文化對電影藝術的價值啟示
人類社會從生產到生活、從物質到精神、從心靈狀態到行為處世，所有形成風俗習慣而世代傳承的事象，都屬於民俗。自古以來，許多傑出的藝術家都非常關注把各種民俗事象編織進他們的藝術作品中，民俗與藝術的關係其實是源遠流長的。
從《詩經》到《紅樓夢》，民風、民情、民俗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縱觀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會發現它們大都借鑒、融構了本民族民俗文化和民間技法，形成了獨特的民族風格。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大批優秀作家如魯迅、老舍、李劼人、沈從文、汪曾祺、孫犁、鄧友梅、陸文夫、韓少功、李杭育、莫言等等都是民俗文化的積極表現者和闡釋者，都是描摹和建構民俗審美文化的能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山藥蛋派”、“荷花澱派”、“尋根文學”等等都從鄉土民俗中汲取了豐富的藝術營養。藝術家用心靈體驗曆史中的生活，透過民俗文化觀照人性的扭曲或發展，進而可以發現我們民族的心理素質、審美意識、倫理觀念乃至社會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是怎樣地從正負兩麵製約著我們的。
民俗，作為廣大民眾在生存活動中創造出來的具有物質與精神兩棲性的生活文化，它的鮮麗的形式結構承載著人類的藝術追求，表現出美的特性。作為與人類相伴孿生的民俗，一直是人類適應自然，改造生存環境，企望生命永恒的一種生存方式。盡管許多民俗事象在社會傳承中發生了諸多變異，假惡醜現象不斷衍生，但民眾在民俗活動中努力追尋的卻是善與真，所渴望實現的是超越生命的有限，實現生命意義的永恒。這些也恰恰就是人類審美活動的價值取向。
文藝民俗的審美選擇與建構，使民俗文化審美內涵得到豐富和擴大，使生命意義的永恒真正全麵實現。文藝對民俗的認知與選擇，將使藝術作品富含厚重的曆史感與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成為最有審美價值的文藝類型。民俗文化潛在的巨大的文化價值，促使當代電影向民俗汲取豐富的創作素材和體悟強烈的藝術衝動。民俗，能夠反映一個民族的精神實質。我們民族的先民是人類文化的最早拓荒者之一，作為“原始觀念與行為的遺留物”的民俗事象中包孕著豐富而駁雜的接近自然本真狀態的藝術資源。當絢爛的異鄉異聞、原始民風、遠古歌謠等大量走進當代中國電影，這些“曆史的遺留物”似乎在藝術領域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像一陣蒼涼又清新的風吹皺了當代中國影壇的一池春水，民族電影鮮明的文化與美學個性呈現於世人眼前。
電影雖然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但其作為一種年輕的藝術樣式，它的創作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俗文化的影響和製約。民俗進入電影極大地豐富了電影藝術的創作素材和拓寬了表現空間，為現代電影獲取了一個豐富的文化藝術寶庫。民俗事象的鋪陳使電影的影像空間更加色彩斑斕，更具有藝術魅惑力，進而從整體上提升了電影藝術的人文高度。民俗文化正越來越多地滲透進電影藝術中來，影響也越來越大。可以講，相當一部分當代中國電影的創作從豐富多質的民俗文化中獲取了新的藝術表現領域，在民俗風情的滋潤下建構起民族電影新的美學風尚和藝術視角，進一步完善了中國電影的民族化風格。而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電影能夠從自身駁雜的民俗文化中更加真切地體驗到來自民族生命本體的審美（醜）衝動，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確認與反省。民俗文化中的陳舊陋俗也可以經由藝術的表述而使人們更加充分地意識到這個民族在精神上的缺陷。中國電影正在民俗化的美學實踐中不斷提升著自己的人文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