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半年裏，寫了一本書。這本書43萬字；這一年，我43歲。
我這43年，是這樣走過來的：9歲始讀書，18歲進軍營，爾後是4年的教書匠，收獲過一季親手播種的莊稼，在商海裏撲通了七個春秋，自費旅遊了大半個中國。再爾後到一家機關當秘書，後來又到一家企業去任職。不過，我並沒有在那把交椅上真正坐下來，就又借調去了一家文化旅遊公司。其間，曾在北京一家“國”字頭報紙的創刊時期和總編一起，在郭沫若故居暖暖的平房裏，“打過天下。”在那一年的毛澤東誕辰紀念日那天，我冒了寒風，悵然南歸。至今，總編夫婦在北京站送我上車的情形，想起來還有些眼熱。
又晃蕩了將近兩年，我被調入文聯。屁股沒坐熱，我又遵循上級“作家到基層掛職”的指令，戲劇性地回到了原來的機關。為了工作之便，還掛了個頭銜。不過，我並沒有真正進入那個角色。倒是那一年裏瀟灑了許多，體重也由147猛增到174.因為有車坐，有酒喝，畢竟是一件好事情。
大概是1998年初吧，我又回到了文聯。來當我的專業作家。我之所以寫了這麼一個大致相當於履曆的東西，是因為書的初稿出來後，有人戲言，書中某某，就像某某，或某某象作者，等等。老實說，我搞過新聞報道，卻一直是業餘的，最多也是兼職或客串，遠沒有梁嘯塵那家夥得意。我喜好美術、書法，在部隊還正兒八經受過一段訓練。記得爺爺在世時，曾有一次頷首撚須對我言道：“等我死時，你能為我在棺材上寫上一個壽字，就行了！”那時，我正在方桌上揮毫潑墨呢！可惜，我學藝不精，到老人謝世，我的“書法”，也沒有敢於在爺爺的棺材上顯顯身手。可謂愧對老人的期望了！所謂“畫績”，也不過是學校、部隊的板報，或者鄉間街頭的宣傳畫之類。最大的當屬一本《三國演義》人物肖像圖。畫時，是否想著日後會有發達了的同學來買，忘記了；不過至今沒有賣出去，仍然擱在書櫥上，偶爾向兒子們炫耀一下罷了。沒有過上當畫家的癮，更沒有周劍章的大紅大紫。這是我第二個未圓的夢。
前文述及，我經過商。以至後來一位老師評論時，說我“腰纏萬貫”。其實“萬貫”作為一個定量，恐怕“腰纏”的不止我一個人。——但實際上我並沒有賺了多少錢，就是說並非那位老師所說意義上的腰纏萬貫。簡言之，我有過類似梁嘯塵、周劍章、鐵兵們的經曆，卻沒有他們的幸運和成就。如果，將其幸運成份除去，我可以說是集其苦難之大成者。
回首43年的道路，我的腳步是匆忙而淩亂的。一位相交至深的朋友，談到去某地有幾條路，你選擇哪條路時，我說我選擇老師教給我的那條道路。其實，我所走的，又恰恰是一條無人走過、無所師從的道路。行為與觀念的背反使我悟出了一個道理：人，都是被逼出來的。有一位離任的市長，曾握住我的手說：“你是自己殺出了一條路！”那時，我的眼睛裏盈動著淚花。
但是，我也有我的安慰和收獲。在我不斷地變換職業的時候，我也遍嚐了人間艱辛。並且，對於一些行業的酸甜苦辣，有了切膚之感。這就使得我在描述他們時，就像木工鋸木板那樣，心中有道線，知道什麼份上到位，什麼份上還欠了點，什麼時候偏離了。生活不等於藝術。但是，藝術絕對離不開生活。我似乎不需要編織，更毋須造作，“文章乃天成”，拙手也得之。人物全部是鮮活的，細節是信手拈來的，就是那語言，我也力求原汁原味，生怕走了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