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祥後間隔一月舉行釋服從吉的禫祭。是月中擇一吉日，從祖廟中取出亡親牌位，置於中堂，孝子供獻豐盛的祭品，行哭拜祭奠之禮，祭畢將牌位送歸祖廟。禫祭標誌著居喪守製的結束，服孝者脫去喪服，告別了苦行僧一般的守孝生活，衣食住行完全恢複正常。從親喪之日起到禫祭釋服，包括閏月在內約為二十七個月。因此，古人所謂的守孝三年，實際上隻有二十七個月左右。
釋服從吉並不意味著祭祀活動的結束，祭奠亡親是古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情。服喪期滿之後的祭祀與過去有許多不同之處：首先，祭祀的場所從室內移到了墓地，實行所謂的“墓祭”，行祭者多是死者的兒女子孫等直係親屬；其次，祭祀的次數較過去減少，一般隻在特定的節日進行，不像三年喪期內那樣頻頻設祭；另外，祭祀的方式因時因地而宜，富於多樣化，禮儀程序不像過去那樣嚴格。
今人或謂殷商已有墓祭，或謂墓祭始於東周。《孟子·離婁》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國有一位貧賤的男子，每次外出歸來必酒醉飯飽，棲守寒舍的妻妾問其吃喝的緣由，他總是驕色滿麵地誇耀說與某某貴人飲酒食肉，但從來不見貴人來訪，引起了妻妾的懷疑。有一天出門，其妻暗中尾隨，想看個究竟，發現這位男子漢大丈夫輕車熟路地直奔東郭墓地，低三下四地向祭掃墳墓的人乞食殘羹剩飯，吃飽之後又洋洋自得地返回家中，“驕其妻妾”。孟子所講的雖然是一個寓意深刻的諷刺笑話，但從中可知，戰國時代民間已有上墓祭祀的習俗。
秦漢魏晉時期，墓祭之俗十分盛行，朝野之間對此都極為重視。清初學者顧炎武說：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有上塚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有上塚而太官為之供具者，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人情所趨，遂成習俗”。（《日知錄》卷十五）西漢時，民間普遍流行墓祭，常常是夫婦一同到祖墳祭奠亡親。武帝的近臣朱買臣早年家境貧寒，靠打柴出賣□口，他甘於清貧，經常背負柴薪“歌嘔道中”，自得其樂。和他一起賣柴的妻子感到丟人現眼，多次勸他不要這樣，他卻我行我素，“愈益疾歌”，其妻一怒之下離他而去，另嫁他人。後來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漢書·朱買臣傳》）有的達官貴人上塚時興師動眾，在墓地舉辦酒宴，招待和會集賓客故舊，把上墓祭祀作為團結和發展宗族勢力的重要手段。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以孝為本，提倡掃墓。他本人曾親赴西京長安“事十二陵，躬祭於墓邊”，祭掃西漢帝陵。（《後漢書·光武帝紀》）並鼓勵部下衣錦還鄉，拜祭祖墳，“令拜掃以為榮”。漢明帝改革禮製，將民間廣為流行的墓祭之俗移植於先帝陵寢，率公卿百官在劉秀的原陵舉行隆重的朝拜和祭祀儀式，創立了“上陵”之禮。《魏書·高陽王傳》說：北朝的官吏經常告假回鄉掃墓，“動輒曆十旬”，棄職離任竟達百日之久。在他們看來，祭掃祖墳似乎比為官參政還要重要。
唐代以前墓祭雖已蔚然成風，但尚未與節日聯係起來。民間掃墓一般沒有統一固定的日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到了唐代，上自達官貴人，下及平民百姓，拜祭祖墳的活動多在寒食清明前後進行。鑒於民間寒食祭墓已約定成俗，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年（732）五月發布詔令：“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恒式”（《舊唐書·玄宗本紀》）。將寒食掃墓列入國家的正式典禮。
清明與寒食本為兩個節日。清明是我國曆法中特有的二十四節氣之一，後演變為包含一定風俗活動的節日，具體日期在每年的四月五日前後。寒食約在清明前的一二天，傳說古代民間為了紀念春秋晉國“死不言祿”的忠臣介子推，在其赴火身亡之日“寒食禁火”，後相沿成俗，形成固定的節日。就祭掃墳墓而言，清明節與寒食節在唐代已合二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