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注重把握訪談人與被訪談人之間的關係
口述過程是在訪談人與被訪人通過語言交流達到心理溝通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準確合理地把握與被訪人的關係，是訪談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有的項目組成員提出，應以真誠、坦率的態度來取得被訪者的信任和支持。也有人認為，訪談者不應居高臨下，而應努力做被訪者的朋友。王國紅（鹹陽師範專科學校曆史係講師）提出，訪談人應避免與被訪者心理距離過近，失去自己的角色意識，而不自覺地在訪談中加以價值判斷，影響真實材料的獲得。InaMerkel博士認為，不論被訪者是令人接受的還是被人排斥的，訪談者出於職業道德，必須與之建立近距離感。那麼如何把握采訪者與被訪者關係遠、近的“度”的問題呢？Merkel認為這個“度”在實踐中是因人而異的，沒有也不可能製定出統一的標準。但可以掌握一點：在采訪中，盡量拉近距離，使訪談在坦誠、信任的氣氛中順利進行；而在資料分析中則要盡量拉開距離，以確保做出客觀冷靜的理性判斷。
二、“22世紀婦女口述史”課題報告
20世紀是全世界婦女（包括中國婦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全麵參與社會的世紀。長期以來，婦女的曆史和她們的經驗同其它非主流文化一樣，未受關注。今天，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女性文化與曆史麵臨著重新被淹沒、永遠消失的危險。搶救曆史，特別是搶救婦女的曆史，是婦女研究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文獻資料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婦女研究工作者及時運用口述史方法，將婦女研究與口述史方法結合，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一次開拓性的嚐試。
“22世紀婦女口述史”項目自1992年立項以來，國內外參與者逾千人，已整理成冊的“訪問個案”有500餘份。至今，基本成熟和獨立立項的選題有30餘個。
中國婦女在20世紀的經曆以1949年為界發生了重大變化。1949年以前婦女與戰爭的關係及1949年以後婦女與政治的關係，構成了中國婦女在20世紀的曆史全過程的兩個主題。由於文化的曆史延續性，文化課題自成體係。另考慮到中國文化的多元色彩，該項目還辟出少數民族婦女研究專題。盡管“22世紀婦女口述史”項目涉及廣泛，但基本包容在上述四個方麵，成為四個相對獨立的研究板塊。
此次會議，各選題承擔人向會議彙報了項目的進展情況和研究中的一些觀點和基本切入點。
林頌華（江西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承擔江西蘇區紅軍家屬命運研究課題，課題名稱為“十送紅軍之後”。兩位課題承擔人曾從事“中央蘇區婦女與土地革命戰爭”研究。1993年2-3月間，她們到江西的南昌、瑞金、興國等原中央蘇區所在地采訪了76-86歲之間的8位老人，其中有蘇維埃高級領導幹部，有縣、區、鄉的幹部，有女革命者，有普通平民百姓，代表蘇區不同層次的婦女。已整理出錄音資料8萬字。她們的研究課題分三個部分：（一）革命戰爭給蘇區婦女帶來的解放和新生；（二）蘇區婦女對革命的奉獻和犧牲；（三）紅軍轉移後婦女的人生命運，以及幾十年過去後她們對戰爭的認識。
“彙集在寶塔山下”課題的承擔人嶽瓏（西北大學社科係副教授）和秦燕介紹了她們的課題情況。通過分析曆史資料，她們將陝甘寧邊區婦女分成三部分，一為“九一八”後進入陝甘寧邊區的外地婦女，二為進入陝甘寧邊區的西安婦女，三為本地婆姨。利用口述方法逐類進行采訪，她們已獲得了18萬字的文字資料。通過這些口述資料來反映陝甘寧邊區革命對婦女的影響和婦女對革命的參與。同時，她們還收集到大量當地的女性文化民俗資料，擬做進一步深入的社會史研究。
趙愛素（河北省婦女幹部學校副教授）承擔的課題是“拉鋸戰中的‘堡壘’”，該課題以抗日戰爭中的冀中為背景，研究中國婦女參戰的特殊方式。
趙宇共（西安市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長）承擔的課題是“三訪‘剪花娘子’庫淑蘭”。他從地域文化、曆史發展和婦女心理等角度對庫淑蘭藝術現象進行了剖析。
河南“婦女口述史項目組”負責人梁軍副教授介紹了她所組織承擔的若幹選題，如“天足的命運”，打破了從文獻資料中做纏足研究的慣例，以纏足女人為主體進行采訪和研究，記錄了大量難能可貴的民俗資料和婦女心理感受。又如“舊俗”課題，通過采訪近百位70歲以上普通婦女，記錄了舊社會被棄女嬰、童養媳、妾、奴婢、妓女等的人生體驗，采集了大量諸如婚喪嫁娶、衣食住行方麵豐富的民俗曆史資料。
“少數民族婦女”是“22世紀婦女口述史”項目中重要的單列課題，具體課題的研究盡量選擇本民族人士主持或協助采訪。雲南“口述史項目組”負責人劉夏虹（雲南工青婦幹部學校婦聯教研室主任）介紹了她所負責組織的若幹個少數民族婦女口述史課題。她認為對研究沒有自身文字的民族和不懂漢話的少數民族婦女來講，口述方法尤其重要，它幾乎就是記錄該民族曆史和婦女生活的惟一方法。針對各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特色，他們除采訪不同類型的婦女之外，還采訪了當地民族文化人、基層幹部和宗教人士（多為男性），以加深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理解，力圖通過不同年齡段婦女的經曆，全麵展示該民族婦女的曆史變遷。
《嘎曼——苗族女人》課題的承擔者是苗族知識女性張曉（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她選擇了外婆的家鄉——貴州省雷山縣西江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作為自己的研究區域，以文化人類學的參與性觀察訪談為方法，通過對婦女生命史的研究來展示苗族的發展史。她先後訪問了50多位苗族婦女，從苗寨這一特定區域特有文化的曆史動態發展中去研究婦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製和塑造婦女而婦女又是如何創造文化的雙向運動過程。在利用口述方法進行研究過程中，張曉不僅訪問苗族婦女，也訪問了一些苗族男性知識分子，以此作為苗族婦女口述史資料的補充。
80年代以來，賣淫女的出現成為社會的熱點現象。賣淫女出現的原因和賣淫女的命運已經引起了婦女工作者的思索。王金玲（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先後采訪了49位賣淫女，收集了大量口述資料，以社會變動為大背景，從曆史的角度對這一課題進行了研究。
除上述課題之外，項目組主持人還介紹了一些其他選題的進展情況。如“火柴女的興衰”，由廣西梧州某火柴廠興衰看早年女工生活；“第一次解放”，研究1950年“新婚姻法”頒布對婦女生活的影響；“大田野上”展示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村婦女的生活變遷和感受；“準‘右派分子’”，記錄“右派”妻子及其家屬的命運，從一個側麵探究政治運動對婦女的影響；“風雨計劃生育20年”力圖全方位地展現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計劃生育運動；“生生不息”研究漢民族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傳承與變遷；“女書的發現”記錄湖南江永“女書”的發現和研究過程；“江村女人”研究近代至今蘇南民間紡織業的發展與女人生產生活的關係；“世代鏈條”通過若幹家庭三代或四代直係親屬女性的命運追蹤，反映婦女在時代變遷中的生活變化與感受；“自梳——超脫婚姻”意欲對兩廣一帶自梳風俗及自梳女命運進行研究；“先鋒女學與女生”旨在探討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帶知識女性開辦女子教育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