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葆玲
在西方近代教育中，對女子教育持極端保守主義的教育家莫過於啟蒙運動的主將、自然主義教育的倡導者盧梭了。他認為男女兩性的本性從最初就有本質的不同，因此教育必須有相應的差別。“服從男人是婦女的天職，應教育女孩懂得婦女生來就處於隸屬他人的地位。女子的職責就是服侍丈夫，使其感欣悅、生活的樂趣。她要理解她的行為要由男子來評價，因而要取得男人，尤其是丈夫的尊重。”顯然，女性在盧梭的眼裏應當是可愛的小玩藝兒，她行動的意誌要完全以男子的好惡為轉移，她不應當有絲毫的獨立見解、個性乃至與男子平等的人格。他還認為：“如果在婦女身上去培養男人的品質，而不去培養她本應具有的氣質，這顯然是在害她們。”那麼在盧梭看來，什麼才是女子的氣質呢？順服和依附！懶惰和桀驁不馴是女孩最危險的缺點，因而從小要受約束，使之習慣。克製對婦女則是一高尚、必要的行為。盧梭對女子理性的認識亦是極端獨斷、偏激的，“女子的理性是實踐理性，抽象、純理論地探求真理，是婦女做不到的，她們適合從事實際事務，而把男人發現的原理付諸應用，她們較男人細致、應對事物仔細觀察，提供資料，幫助男子據之論證。她們的頭腦不夠精細，缺乏理解力，注意力不易集中，不宜研究嚴密的科學。”盧梭的這些觀點基本上未超出世俗見解，還停留在個人經驗的基礎上。由於盧梭本人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地位，他的思想確實對當時以及後代女子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比盧梭的觀點稍開明的是弗乃龍的女子教育主張。弗乃龍（Fenelon，又譯芬龍，1651-1751），貴族出身，牧師，曾被任命為新天主教女子學校校長，為爭取法國胡格諾派的女孩皈依天主教，30歲寫成《論女孩的教育》。他認為沒有比女子教育更被忽視的了。由於女子不能治國、參戰、從事宗教工作，因而無必要具備與男子同樣的知識與能力。如果一旦知道如何管家，無條件服從丈夫，這就夠了。“盡管如此，女子也不應全然無知，無知的女人無法保持貞潔，會因精神怠惰而傷害身心。應開設多種課程，閱讀、寫作、算術、音樂、繪畫、宗教訓練和家務。”此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史無前例地提出長期被人忽視的問題——女子智育，並從理論上探討、論證，這種嚐試本身即是有益的。此外在教學方法上也有一些精辟見解。如早期教育，營造好的教育環境，利用兒童自然傾向（好奇心）講故事。弗乃龍認識到改變女性“輕浮”、“虛榮”的惡習，方法在於“紮實學習同女性相宜的科目，勝任母親、妻子的職責，在接近世俗生活的環境中自由成長。”以理性訓練來規約、改變惡劣的習性，這已是遠見卓識，應用到女子教育上，更是一改保守的、從根本上取消女子智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確令人耳目一新。
與此同時，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教育家更提出了積極、進步的女子教育主張。法國索蘇爾·奈克夫人（Madame Necker de Saussure）在她《進步教育》一書中，專章論述女子教育，她徹底拋棄盧梭把婦女教育純粹作為培養賢妻良母手段的狹隘觀點，“認為即使單從履行女性特殊義務這個著眼點出發，女孩也需接受能充分發展她個性的全麵教育。她當然願使自己既成為一名精明的社會成員，同時又是管理家務的行家裏手。”她的觀點不同於把女子教育完全定位於賢內助的養成，並且提出全麵、完整的教育原本就是女性履行其特殊的家庭、社會義務的保障。把全麵、完整的教育還給女性是社會發展對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女性不僅是家庭的成員，也是社會的成員，女性的生活領域不僅限於家庭，還必須有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