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一切均未顯示出一種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痕跡，而是特別強調其與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實際需要和實際動向相結合。中共中央在1941年12月做出的《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對以往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了批判，強調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地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為此，要堅決糾正過去那種以政治課壓倒其他一切課目的不正常現象，應增加中國曆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曆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對“凡帶專門性質的學校應以學習有關該項專門工作的理論與實際的課程為主”。由此可見，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在當時是把它作為一種活的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也就是說蘇聯的影響其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響大於直接參與邊區高等教育活動的部分，它的思想和作法雖受到人們的崇拜，但卻並未被視為宗教而盲目照搬。理智地、現實性地、完全自主地、自願地接受來自外在的影響，這是延安時期共產黨人性格和態度的一種突出表現。
陶行知之所以能對陝甘寧邊區的高等教育也產生影響，主要取決於他的教育思想是解放區新教育思想的源泉之一。
陶行知雖然並未到過延安，但他在政治上和共產黨是親密戰友，“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特別是他作為一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所倡導的生活教育理論等教育學說幾乎與延安解放區的教育事業全部一致，並為解放區教育工作者所實現和發揚光大。甚至有人說：“假如說，解放區新教育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消化了陶行知思想而形成的，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
在高等教育思想方麵，陶行知提出的“大學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眾，在止於大眾之幸福”的教育機會均等觀念，“多軌同歸”的學製體係以及“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模式，“民主自治”的教育管理體製等和延安高等幹部學校的做法極為相似。至於他提出的一所好大學的標準：如民主的養成所，學習科學的基地，特別是他說一個大學在戰時“不止是一個學問的組織，而且是一個戰鬥體”，“不止是一個消費的組織，而且是一個生產體”的思想簡直和抗大、陝公等的方針一模一樣。這其中不能說沒有陶行知的影響因素在裏麵。
陶行知的影響因陶行知是中國人當然不能視其為是一種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在一定意義上講，這其中也有許多西方文化的因素，特別是美國實用主義的東西，隻不過它是經陶行知本土化了的。我們知道，陶行知早年曾留學美國，是杜威進步主義教育思想的追隨者。但這並沒有因此而使他在延安的聲譽有絲毫的損害，反倒還被加以肯定。記得徐特立在延安紀念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大會上講話時曾著重指出：“生活教育社創始人陶行知先生的中國式的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與美國式的實際主義作風，最值得我們學習。”
建國後，一段時間，把延安時期的高等教育經驗淡忘了；一段時間，又把延安時期高等教育經驗絕對化了
全國解放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高等教育也麵臨著一次新的改革。1949年12月，在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上確定了教育改革的方針，那就是：“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借助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這無疑是一個切合實際，帶有建設性的正確方針，但在具體實行中卻並未如其所言，三者的關係始終未能擺順，“繼承”和“借鑒”之間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各顯其能，平分秋色，而是恰巧相反。
表現之一，是“全盤蘇化”後，把延安時期的高等教育經驗淡忘了。解放初，我們要建國，的確需要也必須“以俄為師”。高等教育要擺脫以往訓練班的形式，邁向精幹和正規，也需要取法蘇聯。於是以中國人民大學的創辦為起點，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便很快在全國高等教育界被推崇。從1949到1959年，我國高等學校聘請了861名蘇聯教育專家，直接參與我國當時的高等教育改造和建設。他們幫助高校修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幫助擬訂各種有關教師工作量、實習、考試考察、科學研究等方麵的規章製度；在各級各類，各層次上充任顧問，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緊接著又提出了什麼“全心全意地”“係統地”，但顯然是不合適的學習蘇聯的口號，進而把蘇聯教育經驗捧過了頭。於是機械的、形式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照搬照抄，全盤接受便很快占了上風，以至於口頭上講要以老區教育經驗為基礎，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完全是照搬。誰若對此提出疑問或反對，誰就會被視為落後，甚至被視為“反動”。
表現之二，是背離蘇聯模式後，又將延安時期的高等教育經驗極端化了。1956年後，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中國的高等教育開始截然背離蘇聯模式，延安時期的傳統重新被珍視。據有人說，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把從蘇聯照搬教學方法稱之為“很糟”，且惋惜沒有去“學習我們自己在解放區的教育經驗”。也就在這一年，便有一本《老解放區教育工作經驗片斷》（第一輯）出版發行。該書在“編輯說明”中承認：“革命根據地的教育工作經驗，是我們新中國教育事業的一份十分寶貴的財富，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加以係統總結，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延安時期的高等教育辦學思想和措施是在當時特有的曆史時期和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形成的。全國解放以後，仍簡單化地借鑒這些經驗或以此為藍本，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普及高等教育”，要“真刀真槍”地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再次把大學生的文化水平降低到隻有初中、小學程度，甚至認為“大學就是大家都來學。”那顯然是極不適宜的。曆史已經證明，這最終留下的隻能是高等教育處於停頓和倒退的曆史性遺憾！
（原載《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