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際，世界學聯秘書長柯樂滿曾代表200萬會員致函抗大同學會表示祝賀。他說：“抗大在校與畢業的同學在前線與後方為中國獨立自由而奮鬥的事業，已聞名於世界各國學生團體，並深為他們所欽仰。世界學生皆已明了中國的學生和青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即是全世界學生為民主與和平而鬥爭中的最重要的一環。”
抗大之所以能中外馳名，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它在中共的領導下，以布爾什維克的風度，克服了一切困難，（特別是）在教育的曆史上創造了一套新的辦法”。
（一）教育與實際統一
抗大的學製、課程、教法都是從實際出發，為實際服務的。理論聯係實際、學用一致是貫穿於學校各項工作的一條基本原則。
在學製上，為適應革命戰爭的迫切需要，學習年限比較短，一般是半年或一年，隻有抗大第八期學習時間最長，曆時三年多。在課程設置上，根據學校性質、學生成分，突出地把指導戰爭和生產所實際需要的知識列為課程，講求少而精；在教法上講求民族化、現實化、工農化和大眾化，即著重在於說明中國現實社會的具體問題，指導革命的實際；從實際出發，為現實應用；特別是在具體教學中，按工農的特點，用通俗易懂的、現實的語言進行。
即使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改變人們思想、理論性、觀念性很強的學問，抗大在教學中也特別強調它一定要和實際聯係，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並要求堅決糾正過去那種不注重領會其實質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應用而注重死讀的錯誤方向，以便使學生能夠“用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國曆史與當前的具體問題，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並使學生養成這種應用的習慣，以便在他們出校之後善於應用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問題與指導實踐。”
總之就像毛澤東同誌告誡抗大學員的那樣；“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書本中，很多人盡管講得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卻有勝負之分。”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二）在生活上實行的是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製度
在抗大，學生是為了抗日而學習抗日的理論，教學是為了抗日而進行教育，他們出於同一目的，思想上一致，故生活上能真正打成一片。大家一樣吃小米、住窯洞、穿灰布軍衣和草鞋，而這一切都是由學校供給的。在當時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狀況下，大家互相推讓，互相幫助，對身體弱的、年齡小的及女同誌實施特殊照顧。這種關心和幫助還具體反映在人的思想方麵，抗大師生每周都要開生活檢討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共同糾正那些錯誤的思想和不良傾向。
普遍設於抗大各部的“救亡室”，是他們進行軍事共產主義教育的“俱樂部”。在這裏抗大學員通過開展各種形式的娛樂活動，以集體的智慧和群眾的力量培養學員具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充實和豐富學員的學習生活，增進彼此的感情。
（三）民主自治的學校管理體製
不僅抗大的教師、學員和職工在政治上是一致的，生活上是初步共產主義的，同時他們在教學之間也沒有任何隔閡與對立，實行的是民主自治的學校管理製度。例如抗大第一期，專任教員很少，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實際上既是學校管理者，也是學員。特別是在客觀環境的製約下，抗大新培養起來的幹部和教員，由於理論素養不夠，教育工作經驗缺乏，致使在某些方麵有不及學生之處。於是在教學管理上，課程設置上，教學方法的運用上他們便很善於深入到自己的學生群眾中，認識自己的教育對象，教學計劃發動全校學生討論，提出意見。如此依靠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民主管理，抗大的事業就這樣更加發展與壯大了起來。
（四）真正地建立了集體的、自動的、相互幫助的學習製度
抗大由於條件的限製，在教學組織上主要以上大課為主，這種大課又不很多。所以抗大學員主要是進行集體形式下的個人學習，這主要有小組討論會、讀書會、座談會等形式。小組討論在集體學習中占重要地位。其作法一般是教師提問題，小組學員分工進行準備，寫發言提綱，由學習幹事或組長組織討論。在討論會上，可隨意發言，可指名發言，或展開爭論，最後適當加以總結。小組討論會的好處是：集中全組學習的心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使每個人對問題得到廣泛和全麵的了解；水平低的學員通過討論可從中得到啟發，提高學習興趣；討論還可以練習表達的能力，這對學員出去做幹部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集體學習的過程中，每個學員都是主動、自覺的，因為在延安的幹部學校裏，脫離集體，追求個人的“發展”，或者突出個人的才能，被認為是可恥的事。在這裏，工作經驗豐富的，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較高的，就有責任去幫助程度較差的同學，這已成為他們的生活原則。
（五）這是世界上最廉價的學校
抗大是在物質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辦學的。沒有校舍，沒有設備，學員就擔牛屎、除馬糞，把牛棚馬廄改為課堂，把破窯爛廟修成宿舍，用石頭磚塊做桌凳，糊石灰泥土牆作為黑板。到延安後也是自己挖窯洞，解決用房問題，並修起了300多米長的“抗大公路”。至於課桌板凳那也是沒有的，常用膝蓋和背包代替。後來他們成立了蓋房隊、秋收隊、紡織隊、燒木炭隊、木工組、放豬放羊組、製作文具組等等，自己動手設計建造出了他們的禮堂、教室、閱覽室等。總之抗大這所“窯洞大學”的學員們，在邊區既是學生，又是軍人，還是農民。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對抗大這種艱苦辦學的精神十分欽佩，他在其《西行漫記》一書中寫道：“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隻有這麼一家。”
蘇聯和陶行知是對延安時期高等教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最主要的兩個外來因素。蘇聯的影響是全麵的，支配性的，而陶行知的影響是微觀和具體的“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人關於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間，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來影響”，在延安，這更是一個公認不諱，引以為榮的事實。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所以邊區的高等教育一貫都很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學校工作的主要內容。為此開設了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科學社會主義等課程。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等原著也被發到班上供學員自學和集體討論。此外，在組織製度和方法上，也有很多取法於蘇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