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院，即師範院附設的小學校。外院生分為三個班，共120名，都是十到十七八歲之間的聰穎幼童，由師範生分班教之。外院生肄業滿三年，至第一班畢業，方可升入中院第四班。
3.中院，即二等學堂。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中學，它和外院緊密相連。中院生分作四班，學生總額120名。其第四班學生由外院第一班升入，歲升一班，四年畢業。
4.上院，即頭等學堂。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大學。其第四班學生由中院第一班學生畢業遞升而來，上院生亦分四班，人數為120名。歲升一班，四年卒業，並給予畢業文憑。南洋公學這種四院並存的體製，開了近現代中國綜合大學兼設師範學院和附屬中小學的先河。
第三，南洋公學是當時明確主張以培養專門政治家為目的的唯一的一所新式學堂。
南洋公學創建伊始，在其“設學宗旨”中曾明確寫道：“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並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歸，略仿法國國政學堂之意。而工藝、機器製造、礦冶諸學，則於公學內已通算化格致諸生中，各就質性相近者，令其各認專門，略通門徑，即挑出歸專門學堂肄業。其在公學始終卒業者，則以專學政治家之學為斷。”不難看出，設立南洋公學，其目的就是為了培養“通達中國經史大義”，並以厚植根柢的具有西方近代知識的專門政治家。這一辦學目的，在當時其他新式學堂中是根本沒有的，可以說是南洋公學的最大特色。至於南洋公學當時還沒有的工藝、機器製造、礦冶等學科，並不是培養學生成為這方麵的專家，而是為“質性相近者”日後進入專門的學校從事專門學科方麵的學習、深造開一門徑，打下基礎。正是基於這樣的辦學指導思想，盛宣懷委派當時“學術湛深”的江蘇武進人何嗣焜（字梅生）為南洋公學總理，聘請了富有辦學經驗的張煥綸為總教習，美國人福開森博士為監院。設置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法律、商業等方麵的課程。
在以後的發展中，南洋公學四院並存的體製有所變化。1902年9月，南洋公學已設有8個機構：1.上院；2.中院；3.師範班；4.蒙學堂；5.特班；6.譯書院；7.東文學堂；8.商務學堂。其後，南洋公學的名稱也屢有變更。1905年改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1911年改名為南洋大學堂。直到1921年，才正式定名為交通大學。這時候，南洋公學初創時的設學宗旨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以培養專門政治家為目的的南洋公學變成了以培養高質量的交通技術人才為目的的理工科大學。由於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中國社會對專門的科技人才的廣泛需要，這就注定了南洋公學必然會朝著這一方向發展。這也就從一個側麵啟示我們，無論是發展哪一級的教育，都必須從社會的廣泛需要出發，既要有現實性，又要有超前性；既能滿足社會當前的普遍需要，又能為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眾多的人才儲備。
盛宣懷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一個極其複雜的角色。他雖然政治上保守，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派，但他在郵傳部尚書任內主持實施的鐵路國有政策，卻間接地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他一生熱心辦理教育，尤其以創辦天津中西學堂和上海南洋公學為代表，這和他一貫重視學習西學，主張培養新型人才的思想一脈相承。在舊中國，北洋大學和交通大學，是中國理工科大學的兩麵旗幟，如同當時中國教育界兩顆璀璨的明珠，一北一南，交相輝映，各具特色。新中國成立後，北洋大學改名為天津大學，交通大學擴展為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兩校，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質量的科技和其他專門人才。盛宣懷作為這兩所學校的創始人，人們是不會忘記他的首創之功的。
（原載《陝西師大學報》1994年教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