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積極方麵的事；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消極方麵的事。孔子要求學生做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對己要嚴格，對人要寬惠，即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天，這種品德對團結同誌一道工作也是有意義的。
孝弟。仁的根本是孝弟，孔子的弟子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能孝於親，就能忠於君；能弟於兄，就能順於長。孝和弟是封建社會所要求的道德品質。對這些批判地加以改造，對我們今天還是有用的。
信實。言行一致，要求學生做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做到“敏於事而慎於言”，做到“訥於言而敏於行”；做到“言忠信，行篤敬”；須知“仁者，其言也訒”（遲鈍之意），而言語超過行動則是可羞恥的。
恭儉。孔子強調“居處恭，執事敬”。重視儉約，認為“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說：“以約，失之者鮮矣。”他教人恭敬、謹慎、知足、不放縱，不自求安逸。
擇友。孔子說：“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結交這樣的朋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隻有這樣，才可以取善輔仁。一定要注意朋友對自己的影響，不要主動地去結交品德、學問不如自己的朋友。他還語重心長地說：“我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這是因為“子夏好與賢於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者處”，所以必須選擇朋友。
改過。通過經常的反省，察覺到自己言行方麵的過失，就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孔子講：“過則勿憚改。”因為“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對於自己，他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是一位強調躬行實踐的教育家，他要求學生去做的，自己總是“以身先之”，沒有言行不符的地方。千百年來，學者不僅把他奉為“經師”，更把他尊為“人師”，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孔子強調品德修養和鍛煉，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孔子把對弟子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比文化知識教育更為重要的地位。視品德重於才能，這種思想和作法，對後世教育有極大的影響。
二、孔子教育學生言行一致，慎於交友，不憚改過，在實際行動中加強品德修養和鍛煉等等，這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五、創立教學原則，發展教學理論
這裏著重研究孔子在世界教育史上開先河的並卓有成效的因材施教，值得發揚的舉一反三與難能可貴的溫故知新三種原則。
（一）關於因材施教
先談談孔子因材施教的理論基礎。據《孟子·告子上》記載：《詩·大雅·烝民》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孔子對此大為讚賞，他說：“詩的作者是懂得道的。世間既然有事事物物，那就必然有關於這些事事物物的規律法則。”對教育來說，孔子相信辦教育也是有一定的法則可依循的。他還相信“上天生長萬物，一定要依照那好的資材去厚加培養”。（《中庸》第十七章）此外，他懂得人的智力和體力也不可能是齊一的。他說：“對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談高深的道理；對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同他談高深的道理。”（《雍也》）又說：“射箭以命中鵠的為主，不一定要貫穿靶子的皮革，這是因為人力強弱不同等的緣故。”（《八佾》）孔子在長期教育活動中，實踐了他的這些認識，總結了他的這些經驗，創立了一係列的合乎科學理論的教學原則。因材施教原則就是其中的一個。
宋代的教育家朱熹說：“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從而肯定了因材施教這個原則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沒有人加以懷疑。但在“批孔”運動中，卻有人因孔子講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話，認為孔子堅持天才教育的觀點，就否認了他的因材施教思想；也有人說孔子講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為孔子宣揚愚民政策，因而也非議他的因材施教思想，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
孔子確實講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話，這種觀點是遺傳決定論，屬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無疑是錯誤的。可是實際上孔子從沒有認為誰是“生而知之”的“上智”，對於自己，有人稱頌他是“聖人”，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見，所謂“生而知之”，所謂“上智”，隻是虛格，並無實指。相反，孔子十分強調後天的努力，他認為即使稟賦低下，隻要能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結果還會“雖愚必明”，“及其知之一也”。事實上在孔子的門下，既有“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的高材，同時也有“愚”、“魯”的鈍人，這些學生，在他的精心培養下，都各有很大的成就。
關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郭沫若同誌對它作過分析。他明確指出：如果以此來斷定孔子主張愚民政策，是不妥當的，因為根據孔子的“庶、富、教”思想看來，孔子是主張老百姓應該受教育的，愚民之說，與孔子主張教民的思想不符，這裏我們還可以用孔子的“有教無類”和“自行束佾以上，吾未嚐無誨”等思想言論，來說明它。
孔子的因材施教體現於在教學過程中，首先是通過觀察、談話和有意識的考驗來了解學生；其次，根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和專長，有區別地著重加以培養，還有在回答學生問題時，針對他們各自的特點，因勢利導。
孔子重視對學生的日常觀察。比如他看到在他身旁的閔子騫表現得和悅，子路表現得英勇，冉有、子貢表現得剛直，他很高興。這些是他直接觀察出來的。孔子對學生還有其他的觀察方法，如看人所結交的朋友，看人所犯過失的性質等。這樣對於學生就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孔子認為，對人的觀察要有獨立的辨識而不應盲目信從。他所謂的“眾惡之必察”，“眾好之必察”，就是這個意思。他對人的批評、表揚，也是通過實際考察而後進行的。他還以為應該把人的所言和所行，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做到“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把觀察人的經驗作了一定的概括，就是“考察人的所作所為，觀察人用來達到目的的方法，審度他的心情安於什麼。那麼，這個人怎樣隱蔽得了呢？”（《為政》）
與學生們無拘無束的談心言誌，是孔子了解人的另一個途徑。據《論語》、《韓詩外傳》等書記載，他多次同顏淵、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子貢交互談心言誌，不僅了解到學生們的願望並進行教育；同時學生們也知道老師的抱負，有助於他們學習和借鑒。有時學生也爭取他的評論，作為進一步努力的方向。如子貢問他道：“我怎樣呢？”他說：“你象宗廟裏盛黍稷的瑚璉一樣，是可貴的有用之器。”可是，他又講了“君子不器”的話，指出子貢應向全才方麵發展。這種談心，既是了解學生的重要方法，也是教育他們的有效手段。孔子所采取的談心方式也是有教育意義的。如他說：“以吾一日長乎爾，吾無以也。居則曰：‘不無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就創造了一種和諧的氣氛，便於學生暢所欲言。
孔子認為有意識地對人提出某種考驗，也是了解人的必要方法。他說：“使人遠行來考察他的忠心；使人近處來考察他的禮貌，使人擔負繁劇的工作，來考察他的能力……這是九種征驗。九征做到了，不好的人就能辨識出來。”（《莊子·列禦寇》）
通過這些途徑，孔子對學生的性格、興趣、專長等就有深入的了解，能比較準確地道出他們的特點：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求也退，由也兼人”；“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以及“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等等。
在了解和掌握學生的才能、誌趣的基礎上，孔子對於他們有目的有所側重地分別加以培養。據《先進》記載：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
這是孔子自己談到學生的愛好和特長。他雖然不一定是分科教學，但教學的確包括好些方麵，並且對學生是有意識地分別從這些方麵進行培養的。比如子夏愛好文學，經過長期的熏陶、教育，子夏對於《詩》、《易》、《禮》、《春秋》，都有精深的造詣和專門的著作：序《詩》、傳《易》、著《禮誌》、習《春秋》，是將儒家經典傳於後世的著名學者。又，“《詩》、《書》、《禮》、《樂》，建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坊傳》）。這就是孔子有意識地著重培養的結果。
孔子因材施教的言行，大量地體現在針對著學生的性格特點來回答他們的問題，做到有的放矢，因勢利導。從《論語》二十篇中可以看出，孔子對學生們問仁，問孝，問行，問政，問士，問君子，問成人，問交友等的答複是各式各樣的，主要是針對他們的性格特點而言。突出的事例是子路和冉有問同一個問題：“聞斯行諸？”——聽見了就去行嗎？孔子對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前，不能聽見了就去做；而對冉有的回答卻是聽見了就去做。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孔子說了：因為冉有拘謹退縮，所以要促進他，子路好勇勝人，所以要抑製他。
孔子這種針對學生性格特點來回答問題的方式是多樣化的，概括起來有這樣幾種：
反詰。有時他對學生的問題，不立即給以答複，而要進行反問，明確了解提問者的意向，然後作正麵的指導。如子張問：“士要怎樣做才可以叫‘達’呢？”孔子反問道：你所說的“達”是什麼意思？子張說：“做官時一定有名聲，居家時也一定有名聲”。孔子指出：這叫“聞”，不叫“達”。所謂“達”，是說品質正直，愛好道義，善於察言觀色，思想上能對人退讓。這種人做官的時候固然事事行得通，居家的時候也一定事事行得通。至於“聞”呢？表麵上似乎愛好仁德，實際的行為並不如此，然而卻居之不疑。這種人隻會騙取聲名罷了。孔子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是因為子張平日注重儀表，疏於躬行實踐，所以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孔子要讓他分清什麼是聞，什麼是達，著重糾正他務外的偏向，準確地解決了他的問題，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叩竭。孔子對於那些對問題有一定見解而遲疑不決的人，所采取的方法是“叩其兩端而竭”，就是對來學者所提問題的正反兩方麵加以對比、分析和綜合，再給以完滿的回答。
無言之教。孔子不滿意子貢的“多言”、好“方人”（諷刺人），因而有意識地對他進行無言之教：“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深切希望他多下一些自我體察的工夫，不要老是誇誇其談，表現自己。
總起來說，孔子因材施教的成效是十分顯著的。從教育史上看，曆代的教育家對這種教學原則方法是讚揚的，並有所繼承和發展。如墨子告訴他的弟子魏越：在上說下教的時候，必須選擇當務之急而從事工作。（《墨子魯問》第四十九）就是說，教育的內容是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強調了因材施教的必要性。孟子將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具體化為五種，他說：“君子用以教人的方法有五種：有像及時的雨水那樣滋潤萬物的；有成全品行的；有培養才能的；有解答疑問的；還有以流風餘韻為後人所私自學習的。這五種便是君子教育的方法。”（《盡心上》）
對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則方法，加以改造，使它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培養各方麵所需要的人才，是我們今天的一項迫切任務。我們說，孔子在將近五十年的私人講學過程中，創立了因材施教的原則方法，這個方法經過曆代教育家的繼承和發展，在我國兩千年來采用個別教學的情況下，起過很大的作用，即使在班級授課製度已經確立之後，它仍然是重要的教學原則。對於這種原則方法，應認真地給以批判的總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理論、毛澤東教育思想、黨的教育方針為指導，以學生的年齡特征、個性特征為依據，並由廣大人民教師的實踐經驗加以充實和豐富，使之成為科學的教育、教學原則，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各種各樣的有用人才。
（二）關於舉一反三——啟發式教學法
毛澤東同誌在半個世紀前提出十大“教授法”，首先指出：提倡“啟發式”（廢止注入式）。通觀中外教學法史，最早采用啟發式教學的是孔子。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就是說，教育學生不到想求通達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說出來卻不能的時候，不去啟發他。如果教給他正方形的一隻角，他卻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隻角，便不再去教了。從而舉一反三，就成為啟發式教學的重要內涵。
中國古代教育家和教育著作提到的一些話，如孟子的“守約施博”，荀子的“以一持萬”，《學記》的“知類通達”、“比物醜類”，近代心理學所說的“統覺”、“類化”，我們常說的觸類旁通，都是講的舉一反三的意思。所謂一，是指根本道理，乃是用以了解和掌握其他事物的關鍵。所謂三，乃指多種多樣的事物，可以根據同一道理推而廣之，去加以認識和掌握的。
在教學中如何體現舉一反三？從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幾點：
第一，在教學（教育）過程中，強調主要事實與基本理論的掌握，這是作為類推理解其他事物的基礎；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麵，以忠和恕為一貫之道。忠——盡己之心，恕——推己及人，這是對人對事的根本態度。人與我雙方的關係是相對的，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家庭倫理關係應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以信（自己說話信實，同時也相信別人）”，一方如做不到應守的準則，那就不能片麵地要求於他方。對自己則要“先施”，這就是忠恕的體現，也是為學做人的根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