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她聊了一大通這些，她隻是說：我又想回D廳。我們便又回去，片子的主角已經從日本人換到了所有器官都大一號的美國人。終於找到可以破除尷尬的話題的我備感輕鬆，我接著跟她講起數學家的卑鄙行為起來，比如在他自己的時代裏站在數學頂峰的卡爾達諾，曾經說要把塔爾塔利亞介紹給一個願意資助學術的富翁，就從後者手裏騙走了三次方程式的求解之法，雖然他以暗藏玄機的詩歌發誓說不會泄露秘密，但是僅僅事隔六年他就背信棄義出書公開了解法。
楊蘭的注意力開始從通常隻有十幾分鍾的電影片斷上轉移到我的談論上，並且妙語連珠：我認為堪稱典範的人，是那些沒有任何汙點地進入了真理搭起的天堂的人，這樣的人似乎從來都沒有出現過，至於卡爾達諾，則是以卑劣的姿態走在一條光明的道路上，每個時代都有少數這樣的珍貴的人，我們大多數人的宿命卻隻是不失認真地做著前景黯然的事情，而最令人討厭的顯然是，猥瑣地從事於見不得人的勾當。此話一出，我發現她已經在兩個小時之內修煉得百毒不侵了，可以在一瞬間擺脫最排斥思維的介入並且嚴重幹擾思維的畫麵，對理智進行精彩絕倫地運用。她的回應極大地激勵了我的舌頭，我說的更帶勁了，連有人往我們這裏惡意瞟了好幾眼也顧不上了，我說到了幾個有傳奇色彩的數學家的死。
有一陣我天真地認為，一邊看A片，一邊討論數學史，是一件帥呆了、酷斃了的事情。我沒有想到，這是性與死亡第一次聯手出現在我們的命運中，前者在呈地下狀態的電影中，後者隻是我為了過過嘴癮的話題。我想我們以後所麵臨的不幸，就是從這些文字中的死亡中整裝出發的。
我說：新柏拉圖學派的領袖女數學家希帕蒂婭，她畢生生活在日益強大的基督教的敵視之中，被當作是異教徒，認為是在傳播歪理邪說，最終死於當地基督教教徒之手；迦太基與羅馬兩個城市，為了西西裏一個破島，沒完沒了地爭了一百三十年，迦太基混出了一個一代名將漢尼拔，羅馬士兵則在四處搶掠的時候，殺死了一個無辜的平民阿基米德；身為保皇黨的英國數學家烏特勒，聽說查理二世複辟了，由於快樂過度而去世；有智力歧視觀念和蔑視權威的伽羅瓦，考了兩次巴黎工學院愣是沒上，第二次還把黑板擦扔到了麵試官的臉上，幾次給法國科學院投稿都被對方搞丟了。他一氣之下投身政治運動，一年時間蹲了兩回監獄，然後為了一個賣弄風情的婊子跟別人決鬥，被對方一槍幹掉了，享年二十一歲。幸好他臨行前簡略地寫出了五次方程的可解的必要條件以及求解方法。
題外話：憎恨科學體製的伽羅瓦，曾經憤憤不平地在論文前言中目空一切地寫道：假如我要向世界偉人和科學偉人致辭的話，也不會含有任何謝意。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的序言中也曾經說過類似唯我獨尊的話：我的努力與別的哲學家符合到何種程度，我不想加以判定。我之所以沒有指明思想來源，是因為我思考的東西別人是否先行想過，與我無關緊要。胡編亂造的小說家們在《前言》《後記》中一個個說話理智而小心，倒是這些數學家、哲學家們紛紛感情用事，也許是對作品價值抱有的自信的高低有別，也許是對待情感的態度不同，文學把情感對象化了，充滿了對自身感情的剖析和以己度人，而科學對情感擱置起來聽之任之。如果我們不隻是把馬錦濤那種多愁善感、大哭大鬧的演戲風格叫作感性的話，也許數學與哲學的氣質比文學更加感性，它包括拋棄形容詞後的嚴肅、窮盡一切可能的多疑、水晶一樣的清晰、追求確定性的偏執……
我記得後來我們倆靠在一起睡著了，大概是兩三點的時候吧，因為投影廳的放映員多半在這時會善解人意地把聲音調低些。六點半左右時我們雙雙醒來。然後我送她搭車返校，一路上我還強打精神跟她講一個由我們相偎而睡而想起的笑話呢：我大一時有一次上課與一個女生坐在一起，聽了沒幾分鍾，我們倆就不約而同地睡著了，老師立刻把我們吼醒，然後怒不可遏地質問：你們兩個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全班哄堂大笑。楊蘭對此也報之以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