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漢墓還曾出土陶製象牙、犀角模型。這些隨葬品的象征意義，也體現出南洋貿易對當時社會意識的普遍影響。
南洋海上交通的發展，在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留下了大量漢文化遺物。除出土地域分布甚廣的五銖錢而外，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爪哇和加裏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還曾出土中國漢代陶器。蘇門答臘曾出土底部有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紀年銘文的陶鼎。
秦漢時期海外航運的發展體現出與外域文化相互交流的空前活躍的氣象，標誌著曆史的進步。然而同時人們又可以發現這種交通活動的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許即後世海運最終難以真正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當時海上貿易交往的主要內容，往往僅限於奇獸珍寶等等為上層社會享樂生活服務的奢淫侈靡之物，因而對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並未產生廣泛的深刻的影響。
第二，當時較大規模的海外交通，多由政府組織，如南海諸國，“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浮海來華的船隊，也以“遣使貢獻”者受到重視。而所謂“民間的海外貿易”雖然逐步得到發展，但是在海外交通活動中的比重，依然不宜估計過高。
第三，對當時中外海上航運活動的特點進行比較，可以突出感覺到秦漢人在海外交往中相對被動、相對消極的傾向。當時東南亞及南亞人在南洋航運中相當活躍，漢使亦往往“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大秦人也不僅反複經行南海洋麵，還數次在中國土地上留下從事外交和貿易活動的足跡。然而史籍中卻看不到漢人航海至於羅馬帝國的明確記載。
海西幻人來路《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述永寧元年（120）撣國遣使奉獻事，說到撣國與大秦的海上聯係：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複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自言“海西人”，當浮海而來。《後漢書·西域傳》說，“大秦國，一名犁？，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又有“臨西海以望大秦”語。大秦又稱黎軒、犁？、犁軒，或謂泛指古代羅馬帝國，或指古代東羅馬帝國，包括今地中海東岸土耳其、敘利亞及埃及一帶，也有以為專指敘利亞的認識。《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說大秦與東方往來通路有陸路亦有海路，而海路似較先開通，“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看來漢代文物資料中出現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經由海路東來的大秦雜技演員。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艱險，成為東方與西方兩大文化體係之間的嚴重阻隔。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是為人為製造的障礙。大秦使臣亦曾經由南海航路來訪：“至桓帝延嘉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東漢王朝與大秦帝國終於至公元166年“始乃一通”。安敦，可能是公元138—161年在位的羅馬皇帝安東尼庇護（AntoninusPius）或者他的繼承人，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羅馬皇帝馬庫斯·奧裏留斯·安東尼（MarcusAureliusAntoninns）。
二、唐代同南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王玄策、義淨的南亞之行今南亞的主要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時統稱為天竺，其與唐帝國貿易往來頻繁，並不時遣使通好。交往促進了彼此的文化發展。唐太宗時曾派人到天竺的摩揭陀，“取熬糖法”，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製糖技術。隨著佛教經典的翻譯，唐代產生了與佛教有密切聯係的變文。唐代石窟的壁畫和雕塑，均明顯有著印度北部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影響。天竺的天文、曆法、醫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繪畫、建築等也陸續傳入，對唐產生較大影響。與此同時，在7世紀末，中國的紙經中亞傳到印度，以後又經尼泊爾傳去了造紙術，從而使那裏結束了用白樺樹皮和貝葉寫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