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在西漢晚期至於東漢時期所形成的關東（山東）、關西（山西）兩個基本文化區，東漢以後由於軍役發動、災民流移、北戎南下，邊人回遷等特殊的交通活動的作用，又進一步實現了新條件下的文化融合。魏晉以後，江南、江南兩個文化區相互並峙的局麵，已經成為最引人矚目的文化形勢。
由“關東·關西”到“江南·江北”之文化區劃的演變，其實有交通條件的作用。
正如孫毓棠先生曾經指出的：“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運的暢通，和驛傳製度的方便，都使得漢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見，他們的見聞比較廣闊，知識易於傳達。”
四、隋唐交通事業的成就
大運河的開通在尚沒有過江滅陳，統一全國之前，隋政權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溝為基礎，“開山陽瀆”，溝通了山陽（今江蘇淮安）與江都（今江蘇揚州）之間的運道，後來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間的航運不再繞行射陽湖。
隋文帝開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無常，組織力量另開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漢代漕渠故道，東至潼關入黃河。當時名“廣通渠”，因為關中賴此以通利，又名“富民渠”。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又改名“永通渠”。
隋煬帝即位之後，都城由大興（今陝西西安）遷到洛陽。政治重心與東南經濟區的聯係得到充分的重視。
大業元年（605）三月，隋煬帝詔令動員河南、淮北民眾前後百餘萬人，開鑿“通濟渠”，溝通黃河、淮河水運。同年，又動員淮南民眾十餘萬人疏浚、改造邗溝，取代山陽瀆，溝通了長江、淮河水運。運河寬四十步，兩側修築“禦道”，栽植柳樹。從長安達江都（今江蘇揚州），沿途修建離宮四十餘所。又指派官員督造龍舟和各種雜型船隻數萬艘。
隋煬帝數次行幸江都。大業五年（609），又命令開鑿“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裏。河道寬十餘丈，也可以通行“龍舟”。隋煬帝計劃由江南河乘舟直抵會稽（今浙江紹興）。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命令征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北抵涿郡。
大業七年七月，隋煬帝詔令發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隻，運送黎陽倉和洛口倉的儲米前往涿郡，一時舳艫相次千餘裏。據說負責載運兵甲和攻取之具，平時往返於途中者常常達到數十萬人。
在隋煬帝當政時代，以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餘杭的大運河終於全線建成。這是中國最長的運河，也是迄今為止世界最長的運河。全長四千華裏的南北大運河的開通，對於當時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除了滿足帝王消費需要和軍旅戰備物資需要而外，大運河航道的利用，事實上還使得整個社會原先潛寂無息的表象之下的充沛活力得到激發。
隋煬帝是一位曆來經常受到史家否定的帝王。然而，他開發交通的業績，也和秦始皇相似，盡管當時使全社會承受了沉重的負擔，但是卻對於中華文明的進步表現出久遠的曆史影響。
隋代在隋煬帝主持下開通的大運河，使後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地區的轉移能夠成為現實。借助大運河以轉輸，中央政府於是得到東南地區強勁的經濟供應。唐代地理書《元和郡縣圖誌·河南道一》中說到隋煬帝時代開通運河航運的意義：“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大運河提供的交通條件，被曆屆政府用以發展漕運，也被民間私人用以從事商旅、大小船舶往來不斷，隋人經營運河開鑿時雖然艱苦備至，但是後人卻享受了交通的便利。
自隋代以後，我國東部地區依托運河河運和近海海運，經濟文化得到了突出的發展，全國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的總體形勢，也因此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隋煬帝時代交通建設的成就，除了大運河的開鑿而外，也包括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例如，大業三年（607）通“馳道”；同年修了從榆林北境長三千裏，寬百步，直達涿郡的“禦道”；又曾上太行，開“直道”九十裏。
唐代漕運隋代運河，唐王朝統作“漕渠”或“漕河”。“通濟渠”的東段，當時稱為“汴渠”。“邗溝”和“江南河”，當時稱作“官河”。
唐代主要依靠運河支撐的糧運，即所謂“漕運”，構成由各經濟區向中央政權提供滋養的經濟命脈。
唐高祖、唐太宗時代，每年通過漕運運輸到長安的穀米約二十萬石，自唐高宗以後，國用益增，天寶年間每年漕運二百五十萬石。
天寶元年，陝郡太守兼水陸轉運使韋堅又浚通關中漕渠，並在長安城東鑿“廣運潭”，以為漕船停泊之所。於是江淮漕船可以直抵長安，運米達四百萬石，創造了唐代漕運的最高紀錄。
唐代漕運的主要方向，是由東南輸往西北。當時揚州地區的經濟地位居於全國首位。當地往往“商賈如織”，集聚了各地商人，這裏地當運河和長江的交彙處，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於是有“天下之盛揚為一”的盛名。
唐代為了適應南北各地商品流通的需要，水陸運輸能力有顯著的提高。運河不僅運送東南地區的物產，巴蜀和閩廣的貨物也可以通過長江和運河轉輸北方。中唐時代主持漕政的劉晏所謂“漕引瀟湘、洞庭，萬裏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就反映了這樣的情形。漕糧船隊泛水揚帆，駛行萬裏指日可達，因為漕運的充備及時，關中的民眾沒有饑饉的憂慮，軍中的將士也得到相應的補給。
廣運潭《得寶歌》天寶二年（743），韋堅在長安城東長樂坡下鑿成大潭以通舟楫，於是在三月丙寅這一天，於潭中盛陳舟艦，請唐玄宗登上潭畔望春樓觀看慶賀盛典。當時取東京、汴、宋等各地運船三二百隻，各船均置牌標明由來地點，船上堆載當地名產，例如：廣陵郡船載廣陵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載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載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載蕉葛、蚺蛇膽、翡翠；吳郡船載三破糯米、方文綾。
駕船人都著寬袖衫，戴大鬥笠，足踏芒鞋，如吳、楚地區裝束。又集合婦女，合唱道：“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唐玄宗大喜，嘉獎韋堅，賞賜船夫，以外郡進呈的當地名產分賜貴戚百官，並賜名“廣運潭”。
“廣運潭”的這次盛會，其實可以看作一次全國物資博覽會，也是一次漕運能力的檢閱。這一儀式告訴我們，唐王朝的漕運係統，已經把全國各地風格不同的地方經濟，聯係在一個共同的國民經濟的宏大體係之中。
商業的繁榮唐代的商業已經相當發達。
行商千裏奔波，所謂“年年逐利西夏東”的生活，在詩人張籍的《賈客樂》中，有生動的體現：“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遠別離。金多眾中為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元稹的《估客樂》詩，更是當時經商者真實生活的寫照。詩人寫道：“估客無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鷹。炎州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經營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商人經營的內容豐富多樣，基本的原則是隻要“有利”則“身即行”，山南海北，不辭艱辛。
商人的活躍，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現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薈萃，遠帆雲集。《太平廣記》卷四四引《河東記》說，蕭洞玄周遊天下，到揚州時，看到眾船在水道中擁擠爭行的情景：“於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頓，蹙其右臂且折，觀者為之寒栗。”可見在較大的商港，商運力量之集中。
《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奏文提到了當時的商運形勢：“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全國各個交通要地，都聚集有大量的運船，其航向或西行蜀漢，或南指閩海，或北上河洛，或東向淮海，來往於諸澤藪河湖各個水係。各種船型，萬千會集，裝卸往還，繁忙以至不分晝夜。
唐人李肇所撰《唐國史補》卷下記載說，江湖上通常流行這樣的說法：“水不載萬”。就是說最大的舟船，也不過裝載八九千石。可是唐代宗大曆至唐德宗貞元年間（766—804），有所謂“俞大娘航船”形製最大，船上“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甚至可以在甲板上種植菜圃，操駕之工多達數百人。“俞大娘航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年往返一次，載運利潤十分可觀，其運輸能力是絕對不止“載萬”的。
當時陸路商運也十分發達。服務於商運的附屬輔助性的經營形式，如客舍、邸店、車坊等，生意也非常興隆，甚至許多官吏也紛紛參與爭利，朝廷不得不嚴令限製，例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唐德宗大曆十四年（779）六月，“禁百官置邸貨鬻。”同年七月，唐德宗還頒布詔書，嚴令王公卿士不得與民爭利，指出各節度觀察使在揚州“置回易邸”的情形，命令予以罷除。
§§第三章 社會政治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