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交通的發展，有利於秦人能夠全方位地接受和吸收其他地區文化的積極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較為開放的富有進取性的特點。在交通建設方麵的優勢，也是秦國能夠順應曆史的大趨勢，連年乘勝東進，在秦始皇一代終於完成統一大業的重要基礎之一。
馳道與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實現統一之後，立即致力於建立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網，經過修整和溝通，將戰國時期各國原有的道路都納入統一規劃管理的交通係統之中。
秦王朝交通建設最具時代特色的成就，是馳道的修築。
“治馳道”，也就是經常馳道的修築，是秦始皇統一後第二年就開始進行的宏大工程
對於馳道的形製，西漢人賈山曾經有過記述：“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鬆。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
我們從《史記·孝景本紀》中所謂“伐馳道樹殖蘭池”又可以知道，馳道兩側除了賈山所謂“樹以青鬆”外，還有楊柳一類易於扡插繁殖的樹種。通過其他資料分析，當時用來作為行道樹的，還有柏樹、梓樹、槐樹、檜樹、檀樹、榆樹等等。
賈山還說，秦王朝修築的馳道，東方通達燕地和齊地，南麵行抵吳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濱的宮觀，都可以一一連通。馳道，當時實際上已經成為全國交通網的主綱。
秦始皇時代，還曾經修築由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直抵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的大道，這條道路全長“千八百裏”。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隻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出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馬遷曾經行經直道全程，他感歎道：“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穀，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秦始皇直道遺跡在陝西淳化、旬邑、黃陵、富縣、甘泉、榆林等地及內蒙古毛烏素沙漠中都有發現，保存到現今的路麵，有的地方寬達50米至60米。
北邊道秦統一後，出於戰爭的需要，北邊交通係統具有更完備的結構，不僅有與長城並行橫亙萬裏的主要幹線，也包括出塞道路和與內地聯係的許多條大道，以及保證北邊新經濟區正常生產與流通的疏密相間的道路網。
長城作為軍事防禦設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為輔助結構。自春秋晚期起，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走向衰落，但在秦漢之際，兵車在戰爭中仍發揮一定的作用。大隊兵車的通行必然要求交通道路的平整和暢通。
帝王出巡，常常隨行大隊車騎。秦始皇多次出巡，曾巡行北邊，北邊道自當有可適應帝王乘輿通過的規模。皇帝出行，“郡國皆豫治道”。《鹽鐵論·散不足》也說到帝王出巡時，“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資佐，貧者築道旁”。秦始皇巡行北邊，必然會促進北邊交通道路的建設。
並海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至海濱，往往經並海道巡行。秦二世東巡郡縣，也曾經並海而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又“遂至遼東而還”。
顯然，當時沿海濱有一條交通大道，由秦始皇出巡路線的選擇，可推知這條道路具備可以通過帝王車輿的規模。
秦王朝最高統治者沿並海道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而濱海地區強大的經濟實力，也使一心“臨察四方”，“存定四極”的帝王不能不予以特別的注視。
由於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僅決定於資產多寡和一代經營人才的命運，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工於管理的傳統也對生產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於是濱海地區在西漢初年仍然不失為東方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田肯說劉邦語所謂“此東西秦也”，肯定濱海地區能夠與關中地區並列，成為全國經濟東西遙相對應的兩個重心之一。
在這樣的形勢下，並海道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車同軌，書同文許慎《說文解字·敘》在分析戰國時代的文化形勢時曾經寫道：“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這一情形，在秦王朝建立之後已經開始改變。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謂“匡飭異俗”，《之罘刻石》所謂“遠邇同度”，《會稽刻石》所謂“人樂同則”，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克異求同的文化統一的宣言。
《禮記·中庸》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的說法，所謂“車塗異軌”已經被看作文化一統的重要障礙。人們看到，除了發起修築馳道、直道等大規模的交通工程之外，秦始皇本人多次風塵仆仆巡行東方，其實也可以看做追求文化彙同之理想的一種交通實踐。
秦王朝的統治雖然短暫，但是其交通建設的突出成就，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三、兩漢交通
交通進步與漢文明的成熟漢代帝王也同樣將交通建設看作執政的首要條件。
漢武帝時，“治南夷道”，“治雁門險阻”，“通回中道”等事，都錄入《漢書》帝紀。做褒斜道，通漕渠，也由漢武帝親自決策動工。王莽“以皇後有子孫瑞，通子午道”，漢順帝“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等，都說明重要的交通工程，往往由最高統治中樞規劃組織。
在漢王朝開邊斥地的事業中，交通事業的意義尤為顯著。交通建設的成就，使大一統帝國統治的廣度和強度均達到空前的水平。
漢武帝時代，是於交通建設用力殊多的時代。這一時期不同的地域文化，實現了進一步的融彙。
漢武帝開通了多處交通幹線，鑿通了漕渠，使渭河水運達到新的水平。又打通了西域道路，令漢王朝的威德播揚於中亞。發“樓船軍”浮海，更是交通史上的壯舉。他還曾經多次組織大規模遠征和數以十萬計的移民運動。其“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行旅活動，成為他多所作為的政治實踐的主要內容之一。
正是在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曾經多次挑起戰爭，策動割據的地方分裂勢力終於被基本肅清。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齊魯文化大體完成了合流的曆史過程。西漢初年各地尚多見的秦式墓葬，這時也已經不複存在。也正是在漢武帝時代，秦隸作為統一的文字書體終於為全國文化界所認可。先進的文化階層多年來天下“書同文”的理想終於實現。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進儒學空前普及並且確立其正統地位的文化政策，結束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麵，於是“今後學者有所統一”，中國文化史從此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這一曆史轉變的完成，也是與幾代學人千裏負笈，遊學求師的交通現象有關的。
驛傳係統兩漢交通係統的功能對於政治穩定的意義，還表現在其效率之高，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夠迅速及時地傳達到各地基層，因而大多可以有效地落實。政務軍務緊急時，還可以通過驛傳係統提高信息傳遞的速度。
趙充國自金城申奏軍事計劃至漢宣帝批複後頒下，往返不過七天，驛遞行速達每天四百公裏以上。《漢舊儀》關於漢代驛騎的形式，也說到“晝夜千裏為程”的行程定額。
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中有政府要求各地及時上報農田降雨、受災以及作物生長情況的內容，規定近縣由“輕足”專程遞送，遠縣通過郵驛係統傳送，必須在限定時間內送達。中央政府於是可以憑借交通條件，嚴密注重生產進度，進而實施必要的管理與指導，進行具體的規劃與部署。驛傳係統在兩漢時代更為完備，這一係統除了主要服務於軍政而外，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也相當顯著。
驛傳製度曾經是中央政府良好的行政效能和堅強的統治力量的交通保障。而東漢末年，隨著交通係統的衰落，政府的行政效能也相應受到影響。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自漢王朝大一統體製建立及鞏固之後，政府移民實邊，而“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生產與消費都衝破了原來的地域界限。《史記·平準書》所謂“農工商交易之路通”的經濟形勢的形成，正是以交通建設的成就為條件的。而兩漢文明的經濟背景，也因此發生了變化。
高度集權的專製政府可以調度各地的運輸力量及時轉送當地農產品以滿足軍國需用。漢武帝當政時，開始推行體製全新的均輸製度，以往重複運輸、過遠運輸、對流運輸等不合理運輸所導致的“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的現象於是有所扭轉。交通運輸的進步，愈益使各經濟區都融並入“財物流通，有以均之”的經濟共同體之中，經濟意義上“海內為一”的局麵終於形成。
在以發達的交通條件為基礎的這種經濟體製下，當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時，政府可以調度運輸力量“轉旁郡錢穀以相救”，同時統一組織安置災民。正如《鹽鐵論·力耕》所說，“均輸之物”的作用，可以“流有餘而調不足”，“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
秦漢時期交通成就對於經濟發展的有力推動，突出體現為商運的空前活躍極大地促進了物資的交流，“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因而使得經濟生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同區域間的經濟差異於是縮小了。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船車賈販，周於四方”，以繁忙的交通活動為基礎的民間自由貿易，衝決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限遏，對於秦漢經濟的繁榮表現出顯著的曆史作用。
從“關東·關西”到“江南·江北”兩漢時代包括交通條件演變在內的曆史變遷，確實使社會文化麵貌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各地區間，不僅文化衝突得以消弭，其文化差異，也已經較前代逐漸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