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漆器有竹胎、木胎、夾癏胎、銅胎、皮胎、牙骨胎等種，而以木胎和夾癏胎為主，其製作方法主要有旋製、剜製和卷製。漢代的漆器的裝飾手法，以彩繪為主，但多有創新，所用顏料，有的調油、有的調漆，所以曆久不脫，色澤鮮豔。特別是一些梳妝用品，已運用黃、綠及金銀色等，使之更加華美。此外，銅扣技術和金銀平脫等工藝也在漢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創造了堆漆、戧金等技法。從考古實物看，漢代漆器大多設計精巧，結構合理，紋飾優美，鑲嵌華麗，不但具有實用價值，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工藝珍品。如北京大葆台漢墓出土的漆器上，因嵌有豔麗的玳瑁、雲母、金銀箔、雞血紅瑪瑙和白瑪瑙，而使精美的漆器更加絢麗多彩。
漢代漆器生產分為官營和民營，以官營的生產規模為大。舟車製造業漢代舟車製造業的生產規模明顯擴大，產品數量迅速增多，製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
舟、車是漢代主要交通運輸工具。關於其使用情況，文獻及考古資料多有反映。如《漢書·溝洫誌》載漢武帝時，一次便調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除運糧漕船外，各類戰船的數量也極其巨大。元鼎年間，漢武帝為征南越，出動了“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各類船隻使用的盛況，充分反映了當時製船業的發達。
造船技術在漢代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1974年在廣州發現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看，漢代造船業已經規範化、專業化，可以大量生產各種不同規格的船隻。據有關學者研究，當時已能建造寬6-8米，長20-30米，載重數10噸的大型木船。在船體設計方麵已經考慮到如何減少流水阻力以提高航速的問題。此外，櫓、舵、癕及風帆等設備已普遍使用，極大地提高了船舶航行速度、準確性和停泊時的穩定性。綜合文獻資料及考古資料可知，我國古代船舶的各種主要設備在當時即已基本齊備。
製車業在漢代也同樣取得了顯著發展，其突出表現為車輛數量的空前增長。史籍中曾經常提到發車幾千甚至數萬輛用於戰爭或運輸的事情。如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歸附，“漢發車三萬輛迎之”。足見當時車輛使用之廣泛與普及。
漢代車的種類極多，名稱繁多，難以遍舉。封建國家和皇室用車，多由官營作坊經營。皇室乘輿車輛由少府屬下的尚方令主管建築，封建國家所需的其他車輛則由工官負責製作。地方官府也可造車。此外，民間私營製車也比較普遍。
兩漢車輛從形製到裝置技術均有很大發展。如先秦車一般都是兩輪單轅，漢代則出現了四輪和獨輪車“鹿車”。雙轅車約始見於戰國早期，但使用未廣，至漢時，則已廣泛使用。1954年，在山東永濟薛家崖還出土了三件我國最早的銅製滾珠軸承。這些均反映了漢代製車技術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製鹽業兩漢時期，人們對食鹽非常重視，視之為“食之急者”“國之大寶”。因此，製鹽業也成了當時受到特殊重視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漢初製鹽業主要由私人私營，其生產規模很大，往往“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許多人也因此而富比王侯。如“猗頓用癗鹽起，……與王者埒富”，東郭鹹陽“齊之大煮鹽，……治生累千金”。漢武帝時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產鹽的郡縣設置了三十五處鹽官，負責鹽業專賣事務。
漢代的鹽包括海鹽、池鹽、井鹽、岩鹽數種。
當時的製鹽方法分為煮與曬兩種。煮鹽法是將鹹水蒸濃煎製而成，是當時最普遍的製鹽法。其生產工具是鐵製牢盆。《隸續》中收有兩件漢代鐵盆的銘文，一件注明“三百五十斤”，另一件注明“二十五石”。據陳直先生考證，此二盆即煮鹽所用的牢盆。文獻及考古資料還顯示，西漢時已開始利用天然氣作為煮鹽的燃料。如《華陽國誌·蜀誌》載，臨邛縣有“火井”，“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取井水煮之，一斛（鹵）水得五鬥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此外，在四川出土的一塊漢代畫像磚上，也有用天然氣煮鹽的場麵。上述材料表明，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就已開始利用天然氣，是世界上最早開鑿天然氣井和利用天然氣煮鹽的國家。
釀酒業釀酒業是兩漢時期規模較大的食品加工業。由於農業的迅速發展，兩漢的酒業發生及釀酒技術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兩漢的酒業生產也分為官營和私營兩類。官營釀酒業由少府屬下的太官、湯官主管，負責生產皇室所需之酒。《漢舊儀》載：“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說明官營釀酒業的規模是相當大的。一些貴族、官僚之家也自家釀酒。
酒類品種大量增加，是漢代釀酒業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秦漢以前的酒名，史籍中記載很少，秦漢之後，酒名大量出現。根據所用原料、配料、釀造時間及方法的不同，同一種酒有多種不同的名稱。
釀酒技術在兩漢時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造曲技術的進步。如隻用曲而不用睩的“複式發酵法”在漢代釀酒中已普遍使用。這種方法是古人釀酒生產的一項重大發明，至今仍在一些酒類生產中沿用。2003年，在西安北郊考古發掘中發現了26公斤西漢美酒，為我們深入了解秦漢釀酒業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據。
四、唐代的手工業
鐵器、銅器製造業唐代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金銀器製造業、銅器製造業、鐵器製造業、紡織與印染業、陶瓷業、製鹽業、製茶業、造船業、造紙業與印刷業等。與漢代相比，不但分工更細、門類更全，商品生產的比重也明顯增加。作為中國古代最為強盛的朝代之一，唐代幾乎在手工業的各個領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茲先將鐵器與銅器製造業兩個唐代最重要的金屬鑄造部門略作介紹。
唐代的官營鐵器和銅器製造均由少府監下“掌熔鑄銅鐵器物之事”的掌治署主管，但當時的銅鐵製造業尤其是鐵器製造業並未廣泛實施官營。
由於瓷器和漆器的大量出現並廣泛使用，導致了唐代銅器製造業在總體上的衰落。當時的銅器製造主要是鑄錢和鑄鏡。鑄錢業由政府壟斷。武德四年（621），唐朝開始鑄造新幣“開元通寶”。隨著貨幣需求量的增加，鑄錢業也日漸發展。開元時僅鑄錢70爐，到天寶年間已增至99爐，每年鑄錢達三十二萬七千貫左右。但由於銅產量有限，鑄錢業也因此受到很大限製。為此，唐政府多次頒布了禁止鑄造銅器的禁令，但實際上收效不大。銅鏡的鑄造則官私均可。由於唐代禁止鑄造銅鏡以外的其他日用銅器，以及當時社會上盛行以銅鏡作為獻禮和饋贈之風，極大地促進了銅鏡製造業的發展和興盛。從考古發掘資料看，唐代的銅鏡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製作工藝均遠遠超過了唐以前的任何朝代。揚州和並州是當時全國的製鏡中心，尤以揚州最為重要。
金銀器製造業金銀器製造業自兩漢時從傳統的青銅鑄造業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手工業門類，到唐代時已發展到了頂峰階段。
由於礦冶技術的進步，唐代金銀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為金銀器的大量製造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上層社會崇尚奢華、服食金丹之風流行，則直接刺激了金銀器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從文獻記載看，金銀器在唐代社會生活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不但皇室貴族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器皿大量使用金銀器，皇帝賞賜大臣、外國使節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吏向皇帝貢奉，金銀器也是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如唐文宗曾一次賞賜翰林學士王源中二十四口金碗，而淮南王播則一次就向文宗進獻了“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70件金銀器，據考證，這批器物全是盛唐時期癘王李守禮家遺物。一個皇族即擁有如此眾多的金銀器，那麼當時金銀器之盛行及製作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由於使用金銀器太盛，勞民傷財，唐代在玄宗、文宗時曾下過禁斷金銀器的詔令，但未能認真執行。從考古資料看，目前全國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銀器已達一千多件，比唐代以前各朝代所出金銀器的總和還多出幾倍，這也充分證明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的發達。
唐代金銀器不但數量大，而且種類也全。主要有食器、飲器、藥具、雜器、裝飾品和宗教器物等。以飲食器等生活器皿數量最大，製作最精。這也是唐代金銀器與先秦及兩漢金銀器的最大區別。
唐代金銀器的製造分為“官作”與“行作”兩類。官作即官營作坊。行作即民間私營作坊。
唐代金銀器最重要的製造中心是首都長安及其附近地區。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已出土唐代金銀生活器皿600餘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就出自這一地區。特別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餘件和1987年在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121件金銀器最為著名。這兩批金銀器不但數量大、品類全，而且製作精湛，價值極高，充分顯示了唐代金銀器製造的最高水平。中晚唐時期，南方的金銀器製造迅速發展，以鎮江、宣州、揚州等地為主的江南地區已成為除了首都長安以外的另一個比較重要的金銀器製造中心。1982年在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一次就出土了950件各種銀器，足以反映南方金銀器製造業的發達。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金銀器無論是造型、紋飾，還是製作工藝等都受到了中亞、西亞金銀器的強烈影響，因而出現了不少中西合璧或異域色彩濃厚的器物，這一點與當時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極其頻繁的中西文化交流有著直接的關係。唐王朝以其博大的胸懷大量接收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但促進了金銀器製造業的繁榮，使唐代金銀器更加多彩多姿、絢麗迷人，同時也最終造就了唐文化的輝煌和燦爛。
紡織與印染業紡織業在唐代手工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唐代實行租庸調法，戶調主要征收絲織品，絲絹等還常常作為流通領域中的貨幣使用，同時絲織品又是當時對外貿易的主要輸出品，這些都極大地促進唐代紡織業的發展與興盛。
唐代紡織品包括絲織品、麻織品、棉織品和毛織品等。以絲製品最為重要，其品種花式極多。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和甘肅敦煌的莫高窟等地發現的大量唐代絲織品不但證實了絲織品種類的豐富，而且還顯示了唐代高超的紡織技術。如1968年在阿斯塔那唐墓中所出的花鳥紋錦，主題花紋是五彩大團花，周環以飛鳥、散花，錦邊為藍地五彩花卉帶。布局緊湊、協調，色彩鮮豔，花鳥形態生動逼真，乃是唐錦中之佳品。
從產地來看，絲織品由於是各道向中央繳納的主要貢物，因此產地分布十分廣泛。安史之亂以前，河北定州和河南一帶是絲織業的中心。定州的綾絹產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進貢一千五百多匹。天寶以後，南方絲織品迅速發展並在唐代後期超過了北方。吳越是當時江南地區的絲織中心。
陶瓷業唐代是古代陶瓷業發展的輝煌時代，即《陶錄》所謂“陶至唐而盛”。三彩器物的大量出現和瓷器的大量燒製是唐代陶瓷業發展的突出表現。
據《唐六典》記載，唐代的陶器製作由將作監所屬的甄官令主管。由於瓷器的廣泛使用，生活用陶已很少使用陶器，因而當時的陶器製作便以各種三彩明器為主，即“唐三彩”。所謂三彩是指器物表麵的三種釉色，以黃、白、綠三種顏色為主。三彩器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俑，另一類是種類極多的器物。目前，全國各地均有唐三彩出土，尤以西安和洛陽兩地出土最多。由於唐三彩大都造型生動，色彩鮮豔、瑰美華麗，因而被視為古代陶塑工藝的精品，極為世人所重。
唐三彩是鉛釉技術達到嫻熟後，在鉛釉內摻和少量鐵和鈷的氧化物，掌握一定的燒造技術後才燒製出來的。唐三彩的燒造成功標誌著我國古代製陶技術的新發展，它不但對後世宋三彩、遼三彩有直接的影響，而且對明清時期的釉上彩、顏色釉瓷器也有啟迪作用。特別是鈷料的應用為我國青花瓷器的創製奠定了基礎。
在唐代，製瓷業已從製陶業中脫離出來，成了一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其產量、產區、品種樣式都有了巨大的發展，瓷器也與金、銀、漆器等一樣，成了日用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根據考古發掘，在今河北、河南、陝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都有唐代瓷窯遺址發現，說明唐代的製瓷業分布十分廣泛。由於瓷器產區日廣，各地區出現了不同風格的瓷窯體係，故開始在窯前冠以地名，如越窯、邢窯、嶽州窯等。
唐代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產青瓷，北方盛產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說。從製瓷業的分布看，則有南盛於北的特點。青瓷以越州所出最為有名，如“茶聖”陸羽就從飲茶的角度將越州瓷碗列為上等。越窯燒製的青瓷胎質薄、瑩潤如玉、雅致瑰麗。1987年在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6件越窯青瓷器秘色瓷，使人們得以一睹秘色瓷之風采。這批秘色瓷大多釉麵青碧，晶瑩潤澤，如寧靜的湖麵一般清澈碧綠。越窯產品不但質量高，而且產量也大，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產的最大窯場。與越窯齊名的則是北方燒製白瓷的邢窯，其所製瓷器土質細潤，其所產白釉瓷器在唐代風靡全國，為當世所稱重。
除青瓷、白瓷兩大瓷係外，唐代黃釉、黑釉等多種釉色瓷以及花釉瓷器、絞胎瓷器的燒造也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唐朝後期，選練瓷土、燒造火候、施釉技術、釉下彩繪等技術，都有了顯著的發展，為宋代以後中國瓷器製造業的進一步發達奠定了基礎。
製茶、製鹽業製茶業是唐代新興的手工業部門。據文獻記載，茶在唐人生活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飲茶之風的日益盛行，極大地促進了唐代製茶業的發展。
唐代茶葉產地的不斷擴大是製茶業發展的突出表現。我國的茶葉產地，唐以前僅有四川、湖北、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個別地區，至唐時則空前擴大，已遍及全國六十九州，相當於今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陝西、甘肅、福建等15個省區。由於茶葉的生產和銷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稅成了唐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唐代的製鹽業主要由政府控製和壟斷。當時的製鹽業隸屬於中央政府的度支。中唐以後，在中央專設鹽鐵使，實施鹽專賣，在各地則分設巡院、場、監等，唐代的鹽業生產以海鹽、池鹽、井鹽為主，以海鹽的產量最大。
造船業唐代由於水上交通發達，促進了造船業的進一步發展。
唐代的船隻已有內河船和海船之分。唐代所造的遠洋海船，大的長20餘丈，能載客600-700人，極受各國商人的喜愛，他們大都愛乘坐中國船隻從事遠洋貿易。
唐代造船業也分為官營和私營兩類。工部下的水部郎中和都水監下的舟楫署令，專門掌管官營造船業。當時官營造船業的規模極大，往往一次造船便達數百艘。
唐代造船業的發達也促進了造船技術的進步。從考古出土材料看，唐代早期便已發明了水密分艙技術。1973年，在江蘇如皋縣出土了一艘唐代早期木船，全船分成了九艙，艙房間設有隔艙板。船艙和船底用鐵釘按人字形釘牢，縫間用石灰桐油填塞，嚴密堅固，力學結構比較合理。水密分艙技術的發明，極大地增強了船的抗沉性，是造船技術上的一大突破。而歐洲的水密分艙技術則是18世紀時從中國傳去的。此外，唐代發明的船底塗漆的防腐技術也一直為後世沿用。
造紙與印刷業造紙業在唐代獲得了迅速而廣泛的發展。此時的造紙業不但產地廣、品種多、產量大，而且技術上也有很大提高。
從文獻記載看，唐代產紙的地域分布極為廣泛，除造紙業中心四川以及江淮等地外，全國其他地方也多能造紙，如南海多產穀紙，羅州（今廣東廉江縣北）產香皮紙。北方也不乏產紙之處，河南蒲州即以產紙而著名。此外，即便是邊疆西北地區也有“紙師”負責製紙。產地地域如此廣泛實為前代罕見。不過，當時重要的產紙地多分布於南方。
經對敦煌唐代寫經紙的測定可知，唐紙厚度一般都在0.05-0.44毫米間，即是說，有的厚度竟不足1/10毫米，說明唐代造紙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甚至歐洲在16、17世紀時生產的一些紙尚不能與之相比。唐代時為防水防蛀，還發明了在紙張表麵塗蠟的技術，這一技術在歐洲也直到1866年才出現。
唐代造紙業的發展直接刺激了印刷業的興起。雕版印刷術首先在劍南西川出現並流行於民間。發現於敦煌的《金剛經》是唐懿宗鹹通九年（868）的雕版刻本，是世界上現存刻本中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雕版印刷書。此書字體渾樸，剛勁凝重，字跡清晰，濃淡相宜，圖文並茂，畫麵神態生動，說明當時雕版印刷已發展到了較高水平。
大約在唐代中期，雕版印刷術就已傳到了日本。唐代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對古代文化的普及，傳播及進一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