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如何發展”問題上，毛澤東開始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要走自己的路，要保持社會的協調發展。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大規模建設的開始，出現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蘇共二十大暴露出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國內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成為黨的中心任務。但經濟建設中出現了急躁冒進，社會上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等不安定情況。對此毛澤東做了深入調查，在《論十大關係》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中，形成了他的走自己的路，保持經濟社會綜合平衡發展，處理好各方麵關係等思想。尤其值得提出的，在社會整體發展中，毛澤東決心並始終堅持要消除貧富懸殊，著力實現社會平等，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諧關係。毛澤東開始意識到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但在實踐中，中國基本上走的仍是片麵發展重工業，以粗放發展為主要手段，不計社會效益，重物不重人的傳統工業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老路。它將迅速增強國力作為首要任務，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等因素毛澤東基本上考慮不到，以致人口驟增，資源遭到無情開采，生態環境開始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比重失調，社會畸形發展。
再次，在“以人為本”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高標準的思想，為實現一切人自由而全麵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馬克思確定了“一切人自由而全麵發展”的社會價值觀，“為什麼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的價值觀的主體。從而在黨章和憲法中確立了黨和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以人為出發點的發展觀，是實現馬克思發展觀的必經途徑，閃爍著以人為本的思想光輝。但是應該指出，毛澤東重視的“人”是指“人民”，即人民群眾，是人的群體概念，而馬克思所指的人是每一個人，是人的個體概念；毛澤東強調的“人”也並非如馬克思那樣把個體的人的自由而全麵發展作為發展的目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實踐中基本上是把人作為發展的手段和工具來看待的。這一方麵從社會發展階段觀點看，是合理可取的，新中國成立初期，首要的是如何讓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當時發展的目的，其他皆為手段。但從另一方麵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走上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道路，這不但遠離了馬克思學說的出發點，而且直接侵害了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由於曆史條件限製，馬克思學說核心理論還沒有真正進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人的視野，他們還沒有真正弄清馬克思所提出的一切人自由而全麵發展的問題，失去了對人的終極關懷。
三、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發展觀
1977年鄧小平複出，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民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等受到嚴重破壞，而發達國家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蒸蒸日上，中國周邊的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在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斷擴大的狀態下，鄧小平開始考慮中國的發展問題。
首先，鄧小平在“中國要發展”問題上，繼承了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糾正了他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認定發展才是硬道理，確立了中國社會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鄧小平審視國際形勢，以宏大的氣魄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判斷。而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的大國，發展顯得更為重要，發展才能強國、發展才能富民。所以鄧小平告誡我們“發展才是硬道理”。“沒有這一條，再吹牛也沒有用”。“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而要解決發展問題，“關鍵是發展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黨的十三大又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航向。
其次，鄧小平在“如何發展問題上”，繼承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經濟和社會要高速發展並注重綜合平衡的思想，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經濟社會整體發展、全麵進步的目標。鄧小平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毛澤東一樣要求發展的高速度，但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追求不切實際高速度的教訓，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要“抓住時機”，“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還是要紮紮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而所有這些都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實現的，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同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決不意味著不顧其他方麵的發展。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個方麵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1978年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同時卻又伴隨著權威的喪失、思想的混亂、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滑坡，社會麵臨著危機。對此，鄧小平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要求。黨的十三大又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這一目標不同於“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它是包括各個方麵的經濟社會全麵發展的目標模式。隨後1992年世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我國也製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這就為“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奠定了必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