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此，正如蔡美彪在評價《中國通史簡編》時所言，“既反對了‘離開中國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又開拓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中國曆史的新境界，從兩個方麵取得了具有時代特征的成就，開一代學風”。
四
延安時期範文瀾的史學成就獲得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肯定，《中國通史簡編》編撰完成之後，毛澤東給予很高的評價，據榮孟源回憶，《簡編》上冊出版時，毛澤東非常高興，特意請範文瀾吃了一頓飯。當時，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編寫中國通史，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廣大幹部教育學習之用，是為了更好地認清中國革命發展形勢。
《中國通史簡編》完全滿足了當時的需要，《簡編》的基本觀點之一，是肯定勞動人民是曆史的主人，這是同舊史將帝王將相作為曆史的主人而歪曲人民大眾的作用相對立的命題。書中以具體的史實論證了：秦末、隋末和元末三次大規模農民戰爭勝利的結果，建立了漢、唐、明三個強大的皇朝，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相反，農民戰爭失敗的結果，軍閥混戰割據，外族乘虛侵入，就出現了分裂或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局麵。書中還因鮮明的傾向和許多論斷得到人們的認同，引起了內心的共鳴，在延安獲得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
《中國近代史》一書中，範文瀾又高度稱讚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認為“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堅決的戰士”，“太平軍抗擊反革命聯軍勇敢堅決，充分表現出中國人民無限的英雄氣概”。這與中國共產黨所認識到的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軍，中國革命要到工農群眾中去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書中還分析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闡明隻有無產階級才能解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該書從曆史角度證明了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正確性，證明了隻有中國共產黨代表了近代中國前進發展的方向。這對當時占領大學講台，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支持，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有著很大影響的蔣廷黻的著作——《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有力的衝擊。當時，生活在“蔣管區”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正是接受了這本書所表達的政治觀點而投奔解放區，或者傾向進步、革命的。而這些顯然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符合延安時期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將文化納入整個抗戰體係，為抗戰服務。
在認識範文瀾的史學成就及其影響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範文瀾的領導下，形成了一支從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隊伍，以及一批受他的史學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在以後史學的研究領域中發揮著突出的作用。範文瀾到達延安後不久，即被任命為曆史研究室主任，包括範文瀾在內，一共有8個人。當時成員構成狀況基本是這樣，尹達和佟冬是馬列學院的第一批學員，1938年被分來從事曆史研究的，葉蠖生、金燦然、唐國慶是1940年剛從馬列學院畢業的學員，另外一個是謝華，因愛好研究曆史，主動要求來到曆史研究室，還有一個則是楊紹萱，曾當過大學講師。從這一時期曆史研究室的人員配置來看，正如楊紹萱所說：“範老是曆史界前輩。”範文瀾主持工作後不久，即開始《中國通史簡編》的編撰。到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1941年9月，馬列學院改稱“中央研究院”，範文瀾擔任副院長並兼任曆史研究室主任，繼續領導曆史研究工作。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範文瀾以研究院副院長的身份負責領導全院整風運動，這一時期曆史研究室的成員有進有出，主要有齊燕銘、呂振羽。到1943年初，成員發展到20餘人。縱觀整個延安時期，在範文瀾的領導下，史學機構有了一定的發展，形成了以範文瀾為中心的一支研究隊伍，尹達、陳伯達、何幹之、金燦然等是這支隊伍的重要成員。他們在《解放》《中國文化》和《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掀起對重大史學問題的討論。與當時以郭沫若、侯外廬、翦伯讚、華崗等人以重慶為中心的唯物史研究遙相呼應，成為抗戰時期曆史研究的兩大中心。
在談及範文瀾對青年學者的影響上，下麵幾段文字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範文瀾的史學著作在當時如何影響了一批青年學者。劉大年在《光大範文瀾的科學業績》一文中回憶道：從其1942年在冀南抗日遊擊戰場上第一次讀到《中國通史簡編》時，認為範老給他的影響從那時就已經開始了。劉大年又指出，抗戰結束後，自1947年起，他在範文瀾的領導下從事行政和研究工作，連續達20年以上，範老對他的關心、教育、信任始終如一。無獨有偶，戴逸在紀念範文瀾誕辰10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時代需要這樣的曆史學家》中也指出，當他第一次讀到《中國通史簡編》的時候，就受到耳目一新的感覺，並認為自己以後即使不從事曆史研究工作，也會牢牢記住範老的這本書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種啟蒙的作用。並在文中認為範老的兩部著作，教育、影響了後代的曆史學家，也教育影響了千千萬萬的革命者。蔡美彪在《學習範老，發揚近代史所的治學傳統》中指出，範老為近代史所樹立的優良傳統，可以追溯到40年代延安馬列學院範老主持曆史研究室時期，其核心是治學的精神與風格。丁名楠在《懷念範老》一文中，深切地表達了範老對他的關心與愛護。通過這些真摯的懷念話語，使我們了解到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受到了範老著作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麵也反映了範老對後起青年知識分子的關懷與提掖，幫助他們成長。
誠然，用今天的史學研究眼光來看待範文瀾的著作，特別是現在被很多學者所認可的用現代化研究的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法，範文瀾的著作中不可避免的有過分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而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長期囿於革命史研究的範疇，從而不能從新的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的發展。但是，正如我們在評價史家時經常所使用的一個觀點則是，任何史家在從事其史學研究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基於此，如果我們從當時中國的現實政治發展情況來看，就會了然範文瀾著作中的一些所謂的缺陷。拋開這些瑕疵，細讀範文瀾的著作，仍然會被他流暢的語言，精辟的分析，犀利的觀點所折服。正如劉大年所評價，範文瀾是和郭沫若並稱為中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對此範文瀾完全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