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注重於中國古史研究，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對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非常薄弱，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是空白。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近代史研究領域鬥爭日趨激烈，各個階層、各個團體從各自利益出發，不斷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1938年國統區出版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公開替近代的主和派翻案，在書中他更直接公開地抨擊共產黨，要求中國人團結在蔣介石的旗幟之下，走蔣介石為中國人選擇的道路。更有甚者，1943年蔣介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際，借陶希聖之手炮製《中國之命運》，出版後影響了民眾對中國近代史的看法。蔣介石在該書中，借對近代中國曆史尤其是興中會成立以來的曆史的解釋，證明“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複興事業”。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急需一本對中國近代史各方麵作詳盡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來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指明革命發展的方向以及滿足廣大幹部群眾的學習需要，並號召更多中國人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一書分析了從鴉片戰爭至義和團的曆史，抓住了曆史發展的本質，把曆史看成是有規律的。書中針對當時的鬥爭形勢，專門寫了曾國藩專論。它的產生，標誌著近代史研究達到了新的階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係列深刻論斷，影響了近代史研究達數十年。書中所反映的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範本。
三
綜觀範文瀾這一時期的史學成就，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始終貫穿於他的史學著作之中，同時做到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進而全麵科學地研究中國曆史。這兩點無疑是他從事史學研究的重大理論突破。
具體來看，《中國通史簡編》非常重視史料的廣搜精證，從史料的來源看，該書廣泛搜羅甲骨鍾鼎、經傳諸子、史書地誌、小說筆記、哲學宗教、詩文考證、歌謠戲曲等方麵的史料，資料翔實豐富，對曆史上的政治、經濟、文化很有說服力。範文瀾認為：“做史學工作必須掌握大量的曆史資料，”“使用資料要忠實、準確，這是起碼的原則。”研究曆史需要史料的支撐，如何選取史料則需要實事求是的理論素養，範文瀾認識到《二十五史》《資治通鑒》一類現成的史書“連篇累牘地記載皇帝貴族豪強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關於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有注意，記載非常簡略”。而唯物史觀揭示了曆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因而如何選取反映曆史真實的史料，如何客觀公允地書寫中國五千年的曆史，除了唯物史觀的指引以外，還需要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中國通史簡編》的基本觀點之一，是肯定勞動人民是曆史的主人，範文瀾明確總結說：“勞動人民的命運就是整個民族的命運，不看清這一件大事，等於忘記了勞動人民是曆史主人的原則。”但同時也承認統治階級中有作為的人物，也曾或大或小地推動曆史前進。如在評價隋煬帝時，除了寫他殘暴的統治外，也認識到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對於書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說今’而損害了實事求是的觀點”，如敘述三國曆史時，借吳、蜀聯合拒魏來類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借孫權來類比蔣介石集團破壞統一戰線。以後修訂本對這些地方都作了修正和補充。這些都可看做是實事求是治史態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近代史》中，運用大量的篇幅闡明了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以及鴉片戰爭的性質。可以看成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一個典範。書中寫到英國“如果不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直到1900年，英國一向想依靠鴉片來維持貿易優勢），再加上強暴的武裝攻擊，很難在短期內打開中國的大門”。書中還詳細列明英國從鴉片貿易中獲得的收益，以及鴉片如何危害中國人的健康，強調中國禁煙的正確性。並認為鴉片戰爭“從中英兩國的關係來說，是老大的封建主義社會與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鬥爭。從中國的內部說來，是抵抗派與投降派的鬥爭，這一鬥爭表現在思想上成為進步傾向與守舊頑固的鬥爭，這表現在政治上轉成滿漢民族的鬥爭。總的結果，英國侵略者同清朝統治者贏得暫時的勝利，中國人民、進步傾向者遭受暫時失敗”。駁斥了蔣廷黻所稱鴉片戰爭為“東西對打”的論調，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還曆史真實。
《中國通史簡編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要了解整個人類社會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整個人類社會過去的曆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中華民族過去的曆史；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前途，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兩個曆史的共同性與其特殊性。隻有真正了解了曆史的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這段話反映了範文瀾作為馬克思史學工作者認識到，研究中國曆史不僅要說明中國曆史進程符合唯物史觀創始人指出的人類社會所共同經曆的階段，而且要全力總結出這種共同規律在中國曆史上的特殊性。隻有這樣，才能在研究中避免犯教條主義和公式化的毛病。如其對中國古史分期的看法，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範文瀾認為：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時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漸解體到奴隸占有製時代；從西周到秦統一，是初期封建社會；秦漢至南北朝，是封建的第二階段，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獲得大發展；隋、唐至鴉片戰爭以前，是第三階段，封建社會螺旋式繼續發展至西洋資本主義侵入。這一論斷即在古史分期討論中影響很大的西周封建說，結合了中國曆史“王朝更替”的特點，對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提出了係統的看法，而不是機械化的照搬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