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耿琪
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具體環境具體鬥爭中去”，“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之後的70年裏，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從傳統形態的社會主義轉變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第二次飛躍。在此期間，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不僅在實踐上帶領人民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且從理論上創立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完美結合，使中斷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得以恢複，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作出的貢獻是偉大而具曆史性的。認真總結鄧小平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經驗，對堅持繼承和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開創中華民族的複興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意義。
一、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總結經驗教訓，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為鄧小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堅實基礎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它正確地揭示了自然、社會、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特別是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但“馬克思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運用，部分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所以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
鄧小平深知從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性。他在客觀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的問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的第二次結合。在思想上，他提出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政治上，他提出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在經濟上，他提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等等。這些紮根中國實際、將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成果，集中起來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引申出了在中國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後如何建設以及如何鞏固和發展的一係列規律性結論，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因此，鄧小平理論是源於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又植根於當代中國偉大實踐中的，也正因為此，鄧小平理論才具有了生命力，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得以不斷前進和發展。
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鄧小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髓和靈魂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思想路線端正與否，直接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前途，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恢複和發展黨的思想路線，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巨大貢獻，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首先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支持和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恢複了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思想基礎。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黨的思想路線本應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但遇到了“兩個凡是”的阻礙。鄧小平對待“兩個凡是”的態度是一貫的、堅決的，早在尚未恢複工作的時候，他就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極為憂慮，認為這是個重要的思想路線的問題。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也犯過錯誤。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就是因為有些觀點不那麼完備、準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鄧小平的這些話實際上提出了如何正確認識和區別“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從曆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在1978年5月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開始以後，鄧小平敏銳地看到這場理論爭論的深遠意義，滿腔熱情地給予了高度評價和積極支持。他指出：“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正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努力下，掃清了“兩個凡是”的思想障礙，恢複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樹立了對待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才使中斷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得以繼續，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