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 郝冠梁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複探索，在總結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並以此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探析在這一曆史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何能發生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我認為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客觀原因
列寧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後曾提出：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前雖然都要預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鍛煉，但這一發展過程是按各自的方式來完成的。隻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中國革命是在俄國革命直接影響下產生的。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進程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必然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並不能拿來即用的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因為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有著鮮明的自身特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而不是像俄國主要解決階級問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決定了它是一支中間力量，可以爭取為革命的同盟軍，而不能像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時將其視為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廣大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而不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把城市無產階級作為主要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首先是工農武裝割據，在農村建立和發展武裝根據地，待時機成熟再進攻城市奪取全國政權，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首先舉行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從而取得全國的勝利，等等。這些客觀的社會曆史條件要求中國共產黨在接受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的同時，更需要全麵、係統地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和理論原則，又要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時代需要加以靈活掌握與運用，也正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二、長期的革命實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因素
黨在革命實踐過程中的曆史經驗不僅是黨不斷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因素。在革命的一開始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這一問題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隨著革命鬥爭實踐的深入開展，麵對中國革命的複雜形勢，特別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共產黨人才紛紛開始了中國革命新道路、新途徑的苦苦探索。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始於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提出，而這一理論的提出正是由於在之前的革命過程中黨積累了豐富的鬥爭實踐的經驗。這些經驗包括勝利和失敗兩個方麵，既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從勝利到失敗的經驗教訓，又有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終於創立紅軍，開創農村根據地新局麵的從失敗到勝利的經驗。特別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立到度過非常困難時期再到進入全盛時期，湘鄂贛蘇區已連成一大片，紅軍武裝力量的擴大，農村根據地建設、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民遊擊戰爭都取得了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對照，使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對兩者相結合的必要性，結合的途徑和環節，在認識上有了新的飛躍。正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發表和撰寫了多篇文章，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解決了關係著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從理論上闡明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新道路。如果沒有前麵的實踐，我們黨就不可能提出中國革命獨特道路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不可能在這一時刻開始第一次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