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張慧霞
中國共產黨從自己誕生的那天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理論武器，用它來指導革命，拯救處於深重災難中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然而，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時所依據的歐洲社會國情完全不同，因此將馬克思主義直接應用於中國社會是行不通的。可以說，從黨誕生起，就開始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曆史。後來，黨在總結了中國革命失敗和成功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更深刻地認識到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有效地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使中華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求得民族之獨立及推翻封建主義的壓迫求得民族之解放。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主持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和命題，並在會上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提法卻在毛澤東的著作及其他領導人的講話或黨的文獻中不再使用了。新中國成立後，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毛澤東親筆將《論新階段》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修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對此，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隻有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提法由提出到改變的來龍去脈真正考察和分析清楚，才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在中國大地上蓬勃發展。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法的提出及演變
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從一開始的廣泛傳播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和命題的提出經曆了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火花迸發階段
在黨的初創時期，一批早期領導人如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惲代英、蔡和森、毛澤東等人都提出過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傳播過程中運用到實踐中去的思想，隻是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
1919年，李大釗就提出：“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麵。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哪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複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1920年李大釗又指出：“因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從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李大釗很強調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時要根據中國的特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1920年，惲代英在文章中提到：“所以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於共產主義的方針來。”同時他還提出了“中國式社會革命”的概念。所謂“中國式”即具有中國自己的特性、形式、內容和風格。是與別國有區別的，這就要注重聯係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計劃。這也體現了惲代英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思想。
1922年，陳獨秀又撰文提出：“我很希望諸君須以馬克思的實際精神來研究學問，不要單單以馬克思的學說研究而已。如單單研究其學說，那麼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卻，不過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諸君能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這是馬克思的精神。”“我們研究其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必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在這裏，可以看出陳獨秀學習馬克思理論是很重視實踐的運用，他明確提出要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到實踐活動中去，才能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否則隻是一個空談的理論家。
在同一時期，張太雷、李達、蔡和森、毛澤東等人也都有意思相同的論述，這體現了當時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普遍存在於黨的早期領導人中，因而這一階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火花的迸發時期。然而，受到當時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這種認識還僅僅是初步的、不完整的、不係統的，要落實到行動上，還有一定的困難，還要創造很多條件，作出更大的努力。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正式提出階段
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到命題的提出過程中，關鍵環節是毛澤東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大革命失敗以後，整個革命陷入低潮。毛澤東也在秋收起義失敗後率領隊伍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此時，他已認識到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的不同，不能走蘇聯革命的道路，以各個城市暴動勝利進而帶動全國的勝利。但由於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內很多人沒有認清這個事實，還一直認為革命形勢處於高潮，因此製定黨的任務就是創造條件領導工農總暴動，並且強調“城市中心論”。圍繞著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爭論便展開了，爭論的焦點就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村。由於全黨思想認識的不統一，極大地阻礙了革命的發展。當時黨內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不良風氣。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1930年，毛澤東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光輝著作。他在文中寫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在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基本確立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思想，但此時由於曆史局限性，這一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全黨同誌所接受，以至於後來發生了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的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38年9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10月毛澤東做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並且對此作出了係統闡述。他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看，而是當做行動的指南。”進而又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提出要把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這是針對當時在黨內出現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者，當時他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等人的錯誤估計下，不相信我黨和人民的力量，否認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一時混淆了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