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過程中，就已經產生和形成中國革命自己的理論。同樣也毋庸置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包括黨的高級幹部在內並沒有這樣自覺的認識。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認為黨還缺乏“關於中國革命的實際理論”，張聞天發言表示同意說：“中國革命的理論，還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誌還沒有人能寫出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延安整風期間研究黨的曆史，就是要搞清楚什麼是正確路線，什麼是錯誤路線；什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麼是教條主義，高級幹部在比較之中，開始對毛澤東有了全麵的評價，認識到毛澤東是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者。研究毛澤東思想，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就成為整風運動研究黨史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成果。
1941年陳雲兩次坦言認識毛澤東的曆程。一次是10月8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隻是軍事上很行，因為遵義會議後紅軍的行動方針是他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後，“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實際上毛澤東政治、軍事都很好”。另一次是在10月22日政治局會議上，陳雲檢討了自己30年代在上海和進入蘇區後的錯誤，特別談到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遵義會議前後，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是原則問題。進入蘇區前，對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聽說是機會主義”。見麵後，認識上有變化，感覺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後，開始知道毛主席懂軍事，紅軍南渡烏江後，才佩服他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後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問題上，對他“才了解得完滿”，認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從1941年九月會議起，張聞天停止了自己的實際工作，集中研究了黨的曆史文件和毛澤東的全部著作，“我從黨史上發現了毛澤東同誌的路線是中國黨的真正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毛澤東同誌，不但是我黨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的這個觀點，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我對毛澤東同誌心悅誠服的感覺，也是從此時發展起來的”。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張聞天檢討六中全會後在領導宣傳教育工作上犯教條主義更承擔了這樣的責任：“對毛澤東同誌的著作的價值認識不夠”，“沒有在各派思想中單獨推崇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放在中心的統治的領導的地位”，對於黨內應該有“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了解得“很不深刻”。正是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他在參與黨的曆史問題決議起草稿中加寫道：“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十年內戰更使我黨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統一的思想，在內戰中有了極大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1942年12月30日，劉少奇帶著一百多名幹部經過九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穿越敵人103道封鎖線，從蘇北安全回到延安。如前所說，早在1937年劉少奇就要求黨中央檢討十年內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的“左”傾錯誤。1941年九月會議上，陳雲提出“劉少奇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在黨內的地位“將來要提高”。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調整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進入了中央領導的核心。以這樣的經曆和身份，劉少奇對曆史問題的意見當然有著特殊的影響。他認為：在黨的曆史上，存在著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毛澤東是布爾什維克路線和傳統的代表者。他指出：“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黨的曆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麵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周恩來的意見代表了高級幹部的普遍認識。與這個認識緊密相關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認同，初步研究毛澤東思想也就成為高級幹部的重要話題。從1942年到七大三年多的時間裏，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陳毅、林彪、鄧小平、羅榮桓、張如心、鄧拓甚至包括王明在內，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形式、程度不同地發表了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王稼祥在高級幹部中第一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並且對毛澤東思想的含義、形成、曆史地位進行了比較深刻的理論概括。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以馬列主義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中而形成起來的”，“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證。
從黨的曆史研究中，全黨深刻地認識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七大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與經驗主義的偏向”。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全麵係統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含義、形成曆史、理論體係，並闡述了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重要依據：其一，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是我們黨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路線”，“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這是講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這樣的理論，不僅中國的資產階級創造不出來，就是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也創造不出來。其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這是講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它所解決的問題是以農民為基本群眾，以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為目標，這樣的問題是中國獨特的，因而“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曆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其三，在實踐上，“這個理論已經指導我們黨與我國人民得到了極大的勝利，並將繼續指導我們黨與我國人民得到最後的、徹底的勝利和解放”，“將造福於我國民族至遙遠的後代”。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發展曆史確鑿無疑地證明了這個預言的科學性，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決策是產生極其深刻和深遠影響的一個曆史性貢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綿延不絕、永無止境的過程，而黨的曆史研究討論和經驗總結對推動這個過程的發展卻有著不同尋常的特殊意義。延安整風討論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大以來黨的曆史是如此，改革開放之初研究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也是如此。盡管兩次研究討論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但是所要解決的問題和產生的作用結果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或相似之處。這個現象值得注意，其中的經驗也值得認真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