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理論，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22年最重要的一個鬥爭經驗。長期以來，由於黨的理論素養比較薄弱，由於把共產國際指示奉若神明的曆史背景，許多人包括高級幹部中間流行著相當錯誤的糊塗觀念。王明曾被視為黨內無人出右的理論權威。共產國際曼努伊爾斯基說“張聞天是中共的理論家”，毛澤東指責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抗戰初期，延安傳說女同誌議論找愛人的條件是“毛澤東的領導，周恩來的外交，博古的學問”。在黨的曆史上，教條主義者頭頂“理論家”的光環，是主觀主義得以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一個重要現象。陳雲說：四中全會後的中央主要負責人“用馬列主義的金字招牌，壓服我們實際工作者”。1941年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作了初步的說明，提議取消理論脫離實際的人的“理論家”資格。1942年《整頓黨的作風》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又一次論述了這個問題：真正的理論“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我們需要的理論家是“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曆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而真正的理論工作是“在實際鬥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鬥爭中去加以證明”。毛澤東的意見在黨內得到了強烈的回應。陳雲在1941年九月會議上發言說：“空理論不是理論，不聯係實際的理論也不是理論。”現在檢查起來，“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上層，中央的所謂‘理論家’、‘實際家’，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張聞天在晉西北調查研究時，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者、政治家、黨性的提問說：“能按照中國的實際，解決中國的問題，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根據實際情況來辦事就是政治家的風度”，“從實際中找出規律來辦事就合乎黨性。”澄清這個問題的意義當然不在於名分之爭，實質是推動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的發展。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講明白這個問題，首先是要搞清楚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態度。一方麵，毛澤東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因為“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與此同時，毛澤東更為強調的是黨的高級幹部要讀通馬、恩、列、斯的書，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馬克思主義，其要義就是必須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不是從馬、恩、列、斯那裏來的，而是我們自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詞句、原理看做現成的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對此，陳雲深有體會地說：幹部犯錯誤，主要是路線問題。今後要避免犯錯誤，隻有一個辦法，就是學習，使我們同誌的肚子裏真正多裝一些馬列主義，而且“是真正的、是老實的、不是假的”。理論聯係實際就是“有的放矢”。六屆六中全會上，張聞天也認為“要認真使馬列主義中國化”，側重點是考慮中國的特點，“在民族環境中來實現這些原則”，在教學中要“著重於拿實際的問題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在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後，黨的認識獲得了一個新的飛躍。毛澤東提出理論聯係實際就是箭與靶的關係：“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找“矢”是為了射“的”。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使全黨對理論聯係實際的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
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目的在於應用，在於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麵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係”這是在論述箭與靶的關係基礎之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的又一個石破天驚的新課題。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指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我們黨在大炮沒有、飛機毫無的條件下創造了八路軍、新四軍，這就是中國自己搞出來的。顯然，毛澤東認為我們黨不僅應該創造出新東西，而且創造出了八路軍、新四軍背後的新東西。
延安整風期間研究黨的曆史，最大的收獲是在全黨培養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全黨從思想路線的高度認清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眾所周知，1941年毛澤東用“實事求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作出了新概括，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首先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在黨的曆史上，解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問題，的確有著異常特殊的意義。楊尚昆回憶說：我在莫斯科四年，懂得了些馬列主義，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但是，中山大學講馬列主義，不聯係中國的國情；講革命經驗，言必稱蘇俄。“學員在學習後回國從事實際工作就遇到許多困難，並且容易形成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批評說：我們的有些同誌和幾十年來的許多留學生一樣，起著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結果是“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在害了革命。”
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重要一環。瑞金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離開實際調查“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卻被戴上了“狹隘經驗論”的帽子。1941年毛澤東將《農村調查》文集付梓出版，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推動全黨重視和開展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情況，學會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張聞天總結親身調查研究的體會指出：“要從實際出發，要認識實際，其基本一環，就是對於這個實際的調查研究”，事實證明“調查研究工作做是否充分，是決定一項工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一個共產黨員隻有在實際行動上能夠把這個工作當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礎，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唯物主義者”。
實事求是既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路線和思想路線，也是體現共產黨人人格魅力的優良作風和科學態度。在這個意義上，延安整風研究黨的曆史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黨八股是主觀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在黨內有很長的曆史，這是毛澤東研究六大以來曆史文獻後提出的一個嚴重問題。他曆數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指出：主觀主義不是科學真理，於是靠空話連篇的文章和演說來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毛澤東為七大紀念冊的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力戒空談”，還是要告誡全黨我們“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二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自我批評“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它“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
在研究黨的曆史的過程中，張聞天誠懇地表示：“反對主觀主義，要做徹底的清算，不要掩蓋，不要怕揭發自己的錯誤，不要怕自己的瘌痢頭給人家看”，“要從自己先下手始。”1943年九月會議期間，他寫了近四萬字的“反省筆記”，扼要地敘述了自己的經曆和思想發展過程，幾乎絕口不談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對於自己六屆四中全會後所犯的“左”傾路線錯誤，進行了係統深刻的揭發和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擔應負的責任。周恩來的整風檢查發言提綱寫了兩萬多字，實際上成了1927年以來的黨史報告，並檢查了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臨時中央、中央蘇區、1937年“十二月會議”和武漢工作期間的錯誤，表示應好好讀幾本馬列的書，特別是要將毛主席的全部文獻好好精讀和研討一番，提高思想方法。這樣的思想檢查肯定是痛苦的心路曆程，但他們嚴於律己、服從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不僅為第三次“左”傾錯誤統治時期犯錯誤的同誌作出了樣子，而且是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