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利
中國自古講究以禮治國，而禮的本質其實就是以身份地位的差別來實施社會管理，在此種名教禮法的秩序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貴賤之分”、“良賤之別”觀念。貴賤者，官貴民賤；良賤者，良民與賤民之等級區別也。雖然不同時代對賤民的指代不盡相同，但總體上賤民多指沒有人身自由，從事最無“麵子”營生的人。如奴婢、奴仆、樂戶、丐戶等。這些“賤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以操“賤業”為生，很難與其他平民通婚，備受歧視與欺壓。著名作家賈平凹長篇小說新作《高興》，通過進城拾破爛的農民劉高興的生活經曆，展示了現代城市社會最底層“賤民”的生活情態、命運交錯與心靈變遷，表達了作家對賤民群體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關注與悲憫，給予了人文主義者的關懷和批判。
高興是一個社會轉型中的鄉裏能人，一個具有現代思想意識的農村青年。農村人口的膨脹，耕地的縮減，無以為生的農民不得不湧入城市謀生。高興在西安拾破爛的社會經曆，五富的死亡，孟夷純的“墮落”，高興作為能人的“無以為能”，顯現著鄉裏能人在從農業到工業社會轉型中的艱難蛻變。高興進城的短暫經曆和“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奮爭的社會簡史，從中映照出了轉型社會的時代風尚、城鄉教育失衡，地域風情，民眾的生存狀態，以及農民置身城市時的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置換等諸多問題。
高興和五富同鄉，他們吃苦耐勞，重視友情，生死同盟。相比之下，五富雖然比高興年長，但他膽小怕事，心理狹隘，生活陋習，身上攜帶著濃重的小農經濟思想意識。而高興有見識，有自尊，有思想，生活中養成了善良守信的美德。他的吃穿住行雖然在城裏人看來是下賤的，但他還是按著文明禮儀的章法做出人樣來！吃粗茶淡飯他細嚼慢咽，每天撿完垃圾他都要擦洗身子，外出見人他要穿上撿來的西服。正是在五富的比襯下，才鮮明地刻畫出高興的民間思想者和農民知識分子的形象。
高興是個農民知識分子。在他的身上，包含著民間百姓的生存智慧，形成了農業文明的生活習俗與身份誌向。他有文化，有善惡是非觀念，這個心地善良的鄉裏能人依然是同他一樣的賤民們的“領袖”，具有聚合力和感召力，是五富等人的主心骨。他親近自然保護自然，具有生態意識和正義感。見到五富玩耍螳螂折斷大腿，高興勃然大怒，揚手打了五富一個耳光。他勇敢見義勇為，當遇見小車司機碰傷孩子要溜時，他勇敢地擋在汽車前，當汽車司機駕車衝撞時，他趴在小車車頭，手抓刮雨器，直到警察趕到攔下汽車。善惡生死麵前，高興表現出農民是非分明的樸實和本分。
高興以其農村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來到城市，渴望得到現代城市文明的接納，一如他的一個腎已經先期進入城市，已然是半個城市人一樣。然而，高興的思想智慧和生活習慣在現代城市文明麵前卻猶如弱智人，無法適應“文明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範，更不可能得到城市文明的認可。與五富在城市的花花世界裏，有時也抵抗不了誘惑，偷偷夜裏跑進淫穢的黑舞場去解決問題一樣，高興既不能以己之力救助孟夷純，也無法逾越警戒力量，將可憐的五富屍體運回商州。這個鄉裏能人在城裏遇到了農耕經驗無法解讀的困境和尷尬，期望找回另外半個腎融入城市的願望破滅，體驗到了農民在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的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置換和精神追求迷惘等諸多困惑。
寫平民，寫苦難，寫悲劇，需要勇氣，需要對民間生活執著的關注和體驗，更需要人格康健和道德良知。高興與妓女孟夷純的交往，從表麵上看有些荒誕和拚湊，不符合生活的邏輯。但實質上作家正是從人文主義者的立場，將民間視為下賤的拾破爛的和妓女連在一起進行描寫，從中抒發對民間不幸者的悲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