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地質學尚屬高精尖學科，聘請教員是最大的難題。在國內能找到受過高等地質學教育的隻有與丁文江同年的工學進士章鴻釗。他畢業於東京大學地質係，後來也成為中國地質科學的開創者，剩下的教員隻好從西方聘請。由於經費緊張，丁文江好不容易聘請了德國年輕的地質學家梭爾格，能爭取到梭爾格先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這位德國教授在北京呆了三年，對誰都看不慣，與同事關係很僵。隻有丁文江能和他談到一起，或許是因為年輕時在英國小鎮融入鄉裏的經曆，英國早已成了丁文江的第二故鄉，他與外國專家交往起來便容易許多。更重要的是，丁文江那種對科學工作虛心好學的精神，使他與同是科學家的梭爾格先生逐漸惺惺相惜。丁文江先生後來對他的朋友們說：“外國專家不能和中國人好好合作，不一定是外國人的錯。”
1914年，另一位閑著沒事的外國專家也被丁文江挖到地質研究所來，他就是《瑞典地質勘探》的主編安特生先生。他和他的兩名助手來中國擔任農商部顧問，部裏無人會利用這樣的專家，地質所卻有與外國專家良好合作的經驗。安特生便應丁文江之邀，兼職當了地質所教員。安特生也與丁文江結下深厚的友誼，他曾回憶說：“他也許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因為他太沉迷於工作，對他的合作夥伴也太過於苛刻，批評毫不留情，眼裏不容沙子，但是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他是一個閃光的代表人物。”盡管梭爾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便回國參軍，安特生作為從部裏借調來的專家隻幹了一年，但中外科學家互相協作的模式已在地質所建立起來。
親自任教，親自帶隊
1913年10月，張謇、劉厚生擔任了農工商部的總長和次長，地質所總算遇上了伯樂。劉厚生賞識丁文江的人品學問，變賣了自己收藏的幾件古玩，籌款五萬元資助地質調研所得工作，從此，調研所的經費便寬裕起來。1914年7月，丁文江的老友張軼歐被正式任命為農商部礦政司司長，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丁文江的工作更加順利了。之後不久，丁文江所撰的動物學教科書被定為民國新教科書之一種，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專供中學和師範教學使用。而這一本教科書實際上就是丁文江在英國讀書時的課堂筆記和讀書報告。
地質研究所的工作雖已上了正軌，但到了第二年秋季，還是遇到了不少困難。最頭疼的是請不到古生物學的教師，丁文江便親自任教，承擔了生物學講座的重任。據時在地質研究所學習的朱庭祜回憶：“（丁文江）在地質研究所兼授古生物學及地文學。同學們對他的印象是：記憶力相當好，對很難記憶的古生物名詞，記得很熟，講解時沒有發生錯誤；科學知識很豐富。教地文學是要分析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來推論地球曆史如何發展的，他講起來左右逢源，還要講一點天文和氣象知識，以為野外工作如測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麵之用。當時國內各種科學均落後，多學一些與地質工作有關的科學是有用處的。”
1915年春天，丁文江帶領學生到京西一帶作地質考察。山高路險，初次經受鍛煉的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擔的青年學生叫苦不迭。丁文江便用種種辦法鼓勵大家，他自己精力充沛。如將到目的地而時間尚早，必多繞一些山路多看一些地質，沿途還要出題考問學生們，作為一個地質學家，隻要一開始考察，他就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11月，他又帶領學生到山東考察，登上了泰山，沿途便研究泰山的地質及岩層。他告訴學生們：“泰山就是地質史學上所稱最標準的太古界雜岩層。”而後又到新泰、蒙陰、大汶口，這一路均是荒山野嶺，學生們連日登山，疲憊不堪，吃飯就隻有幾個饃，這樣的生活使城市裏嬌生慣養的學生極不習慣，許多學生精力不濟，隻有丁文江精力充足，還用唱歌、背詠古詩詞來鼓勵學生們堅持向前。翁文灝回憶：“彼所注意者，尤為如何增加學生實地工作之時間與機會，原定課程，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為必修科目，並擴大其範圍。在每次旅行中，均詳細注視學生如何觀察繪圖及采集標本等事，且任何工作，先生無不以身作則，即餘亦因追隨調查，頗受其益。師生足跡所至，遍及數省。”
1916年夏，畢業生們各自被分配到了指定區域工作，並定期將地質調查結果寫成報告，返回給地質研究所。這樣丁文江終於帶出一批優秀的地質學人才。
在曆史大潮中的工科男
1913年初，宋教仁被擊斃在上海火車站，南方的國民黨與北洋集團的蜜月期宣告結束。夏天，“二次革命”慘遭失敗，北洋軍進入南方各省，國內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麵，南方黨人被掃地出門，北洋集團的軍事力量達到頂峰；另一方麵袁世凱手中的北洋軍進駐地方，開始地方化，這使得袁世凱對於軍隊的控製能力大大削弱。第二年的新憲法埋葬了宋教仁版的臨時約法，袁世凱儼然成為大獨裁者，新總統的權力堪比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