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後來在北京前門大顯身手相比，在廣州交換像章不過熱身而已。從1967年到1968年，北京前門東南側空地上自發形成一個以交換像章為主的交易市場，人們“五馬換六羊”互通有無，十分紅火。據說連葉群都曾多次化裝，去那裏交換像章。最熱門的像章是1967年5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特製，陸續分批發給全軍官兵的一枚五角星形像章及與之配套的長條形“為人民服務”語錄章。第一批發放的像章俗稱“一批星”，據說當時幾十套“一批星”可以換來一輛錳鋼自行車。後來，有關部門認為交易毛澤東像章對領袖不敬，屬不當行為，組織公安、紅衛兵、工人聯合查抄。查抄時，一般先由公安穿便衣混入人群盯上目標，重點注意投機倒把分子。待紅衛兵和工人坐卡車突襲而至形成包圍圈，便衣立即發難，連抓人帶收繳像章等物。反複查抄讓交換像章的人也學乖了，許多人把琳琅滿目的像章別在外衣裏麵，隻拿出幾枚樣品向人展示。感覺對方確有交換誠意，才打開扣子，掀開外衣，露出“廬山真麵目”，頗有楊子榮在威虎山獻聯絡圖的架勢。稍有風吹草動，即迅速把衣服合上，裝作若無其事樣子，揚長而去。中國改革開放後產生的第一批“倒爺”，很多曾在像章交易市場“泡”過。
1968年，社會流行自製毛澤東像章。我開始到處找有機玻璃自己製作像章。製作像章主要工具有鋸、銼和砂紙、牙膏、膠水等。工藝流程大致如下：先找一塊有一定厚度的透明或彩色有機玻璃，鋸成大小合適的長方形或正方形，再用鋸和銼趟出一道凹槽，用砂紙磨平，放入市場上銷售的專為做像章用的毛澤東微型照片，然後壓上與凹槽大小一樣的半圓形透明有機玻璃，以達到放大效果。用膠水固定後，把牙膏擠在布上，反複打磨半圓透明有機玻璃，增加其清晰度。那時院裏一群孩子整日沉迷於此，有些像小作坊裏的能工巧匠。製作像章讓我落下了病根，一看到有機玻璃就兩眼發亮，心動過速。做像章畢竟費事，最省事的是“搶”。“文革”初，搶像章曾風行一時，同時風行的還有扒軍衣和飛軍帽，我戴的棉軍帽就曾被一騎車人飛掠而去。不過，那人一看軍帽是假的，裏麵還挺肮，又扔到了地上。
攝影家李振盛“文革”中拍攝過一個軍人的衣服和帽子上都別滿毛澤東像章的照片，看後驚詫，發人深思。更有人為表忠心，竟把毛澤東像章金屬別針紮進胸膛。“文革”中為進行造神運動，利用陶瓷、塑料、玻璃、竹子、金屬等各種材料製作像章，創造出80億枚像章的世界紀錄。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明確指出：“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像章製作逐漸降溫。1971年發生的“9·13事件”，讓全國人民體驗了一把“腦筋急轉彎”，許多人才明白被“忽悠”了，不但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而且還學會了“搶答”，“像章熱”在各地迅速冷卻。
“文革”時期最後一套“關門章”是專為悼念毛澤東去世製作的，一套兩枚，我存有其中一枚。直徑2厘米的銀白色圓形像章上，鐫刻著毛澤東側麵頭像，背後文字為“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1976.9.9”。至此，毛澤東像章淡出人們視線。直到改革開放後，才作為“文革”時期特殊藏品，再度引起世人關注。
世事滄桑。“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像章，如今已洗淨鉛華成為藏品，見證著動亂年代的愚昧和荒誕。
（責編：金燕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