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肆意貪汙。劉瑾利用自己的權力大肆貪汙國庫銀兩，中飽私囊。手段之狡猾，令人驚駭。其最著名者是廢年例銀和破壞鹽法。
邊鎮年例銀起自孝宗弘治年間。明朝初年，朱元璋為解決軍糧開支，大興軍屯。但邊鎮軍伍重在禦邊，屯田不足以自給，於是實行開中法，即規定內地行商把糧食運往邊地，然後以輸糧的多少，在邊鎮領回鹽引（領鹽票證），憑引在兩淮鹽場領鹽，自行銷售於官府指定區域。因輸糧換引，憑引領鹽有利可圖，內地商人趨之若鶩。不過運糧既耗時日，又曆旅途勞頓艱辛，多有不便。有錢人家，便在邊地招募閑人，開荒屯種，收糧供邊，取引售鹽，此為商屯。孝宗弘治年間，戶部尚書葉淇，本淮安人，鹽商多為其親友，向他提到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涉遠，多有不便，要求納銀於兩淮運司。葉淇便上奏章要求允許在兩淮開中鹽課，直接納於運司，然後由運司解銀送戶部，交太倉銀收貯，再由戶部按時分送各邊，此即所謂“年例銀”。
年例銀的實施，代價是開中法大變。商人無糧輸邊，憑銀便可交差領鹽，但邊鎮糧價卻因匱乏而價格昂貴，國庫把開中折銀運往邊鎮，根本不敷軍糧之費，國家隻得撥銀補貼。解邊餉銀超出開中改折之銀甚多，國家財政更加困難。武宗正德三年（1508）三月，戶部奏請支送各邊年例銀，劉瑾不知由來，令罷年例銀。
罷年例銀，等於拒絕支付邊軍餉銀，國家免除了一項龐大開支，而商人開中折銀之數卻仍歸國家，此舉深得武宗歡心，隻是苦了邊防軍卒。於是，劉瑾又生一計，一是修舉屯政，整頓邊防軍屯；二是命官盤查各司、府所輸邊方糧草，嚴禁以次充好，堵截瀆職行為，對糧草腐爛被焚、布匹或有遺缺者，概由司職官員賠償；三是實施罰米贖罪法。這些措施，對於肅整吏治，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劉瑾的主觀意圖除了想緩解當時的財政困難外，更是想借機打擊異己。故此法一出，文武官員紛紛獲罪。開始罰一二百石，後漸增加到千五百石，傾家蕩產者迭出不窮，百官為免此禍，又向劉瑾納賄。權詐與計謀，使劉瑾的貪欲之心得到滿足。
劉瑾還變革鹽法。原來發放鹽引由各地鹽場運司負責，劉瑾下令收歸戶部統一發放，以免運司從中牟利。劉瑾這樣做，名為杜弊，實為斂財，這給鹽商帶來諸多不便。加上吏治大壞，製度不修，新法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戶部執行，嚴格限製領取鹽引的日期。鹽商必須先交納銀兩，由運司解運戶部後方可領鹽引，因為往返費時，而且戶部執行的官吏，非要等賄賂到手，才放寬領取鹽引的期限，所以鹽商納銀多日，鹽引尚未到手，到手之日，期限已近，還沒有領鹽，票引已經過期作廢了。一旦使用過期鹽引，便作走私論處。由此鹽商處境艱難。如果有官吏督查不嚴，出現廢引領鹽的狀況，便要責成官員賠償。鹽課虧損，則由運司和巡按禦史賠納。劉瑾親定賠納數額：禦史二千五百兩，以下官員遞減至一千五百兩不等。此例一出，獲罪賠納者多有。劉瑾的新法重在斂財，由此可見，廢年例銀，變鹽法，表麵似乎是要改革國家弊端，挽救國家財政危機，其實，劉瑾的兩眼隻是盯著錢，隻想千方百計地網羅他人的錢財，真正獲利的不是國家，更不是百姓，而是劉瑾本人，這樣做帶給社會的隻是災難和哀怨。